董永遇仙传说产生于东汉中叶，然而这个传说留存下来的文献却十分单薄，所以自20世纪初以来，对这个传说的研究一方面不受学者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也只局限于对董永历史身份的探讨和传说的演变过程两个问题之上。因为往往将传说认定为史实，所以对前者的论证与结论均可怀疑；因视野只徘徊于传说情节单元本身的变迁，而未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观照，结果演变的路线似乎清晰，而演变的内在动力却无从得知。 这个传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两种传播方式和三个传播中心。三阶段是汉魏晋的旧传说时期、唐宋的新传说时期和元明以来的后传说时期。两种传播方式，即主流方式和口头方式。主流传播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中，以某种显性媒体(如话本、戏曲、电影等)作为中介对传说进行的传播，以上三个阶段其实是指主流传播的三阶段。口头传播从理论上而言从来就不会停止，但因缺乏材料，以致宋元之前无从考稽。结果我们只能分辨出近代的三个口头传播中心——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江苏东台-丹阳，三地的传说都有自己的情节系统，并都留下了文化遗迹。 根据《汉书》中一条从未被引及的材料可知，董永的历史原型其实是生活于两汉之间的高昌侯，而宋后董永多籍贯的衍生不过是地方传说的产物。七仙女从织女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也即董永遇仙传说独立的过程。这个传说历时久远，所以其中累积了丰富的民俗内涵。董永与七仙女身份的上下升降和宋代之后槐树意象的引入都是民俗理想直接驱动的结果。 在1950年代黄梅戏对之进行改写之后，董永遇仙传说获得了新生机，同时也埋下了新危机。时至今日，这个传说在“文化—经济”的大潮中，因与地方文化结缘且受利益驱动，从而又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化景观。然而，作为口头文化遗产，在当今商业化与信息化时代，其价值正面临着被消解、其结构正面临着消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