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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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退二进三”等优惠政策的推行,我国遗留了大量的污染场地,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GSR）已经在欧洲、美国等实施了数十年,尽管我国近年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仍然缺乏适合我国国情和新时代需求的GSR管理体系。首先,对比了国内外GSR管理体系建设和影响情况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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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绿色可持续修复管理体系与发展战略研究与集成（2018YFC18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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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退二进三”等优惠政策的推行,我国遗留了大量的污染场地,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GSR）已经在欧洲、美国等实施了数十年,尽管我国近年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仍然缺乏适合我国国情和新时代需求的GSR管理体系。首先,对比了国内外GSR管理体系建设和影响情况,探究了国内外GSR管理体系异同及我国现阶段发展差距。结果表明,现行政策体系包含的GSR理念相关条文和多部门合作推广是促进英美两国GSR发展的重要基础。相较于英美两国,我国现行政策体系对GSR管理实践的推动力不足;GSR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对污染场地修复实践的影响力有待加强。其次,基于调查问卷法调研了我国监管人员对我国政策体系中GSR相关条文及其实施挑战的认识。结果表明,共有87.6%的监管者了解、熟悉GSR,且多数（70.4%）认为我国有必要实施GSR。现有的GSR相关条文主要集中于环境维度,未能充分平衡GSR三支柱（环境、社会和经济）。GSR相关条文主要集中在“控制和预防二次污染”（92.8%）、“考虑对公众和周边居民的影响”（87.2%）和“有效控制修复周期和成本”（74.4%）等相关因素,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购买当地劳动力”和“创造当地就业机会”等因素体现较少,应当加强。此外,缺乏相关标准和监管要求是我国实施GSR的最大挑战。然后,基于污染场地GSR技术评估与选择案例,分析了所评估的修复技术、评估指标及其量化结果。结果表明,评估案例所评估的修复技术主要集中在异位修复技术,而原位修复技术占比较低。案例所使用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多标准决策方法和碳足迹分析法,所采纳的评估指标主要集中于环境维度,而社会维度次之。其中,“原材料”、“能源”、“空气”和“温室气体”是确定修复技术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的关键指标;“工人安全”、“社区满意度”和“场地使用”是确定修复技术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的关键指标。各修复技术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异位修复技术的负面影响最高,原位修复技术次之,而被动修复技术的负面影响最低。接着,基于污染场地GSR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选择及所得效益案例,分析了所使用的修复技术、BMPs及其GSR修复效益。结果表明,政府作为实施GSR的最主要推动力,促使了原位修复技术在土壤和地下水修复中的广泛应用。且BMPs实施多集中于修复施工阶段。与“优化”、“可再生能源”、“回收和再利用”相关的BMPs采纳率较高,而其它涉及“考虑或改变土地规划”、“社区/当地环保人士参与”、“购买环保材料”和“购买当地劳动力/服务”的BMPs采纳率则相对较低。由于GSR三支柱（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关性,一些与环境直接相关的BMPs也实现了社会和经济效益。此外,明确了各BMPs和修复效益之间的可能关系,确定了“优化设备或修复细节”、“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再利用固体废物”三项BMPs和“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减少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三项修复效益在实践过程中应被置于最高优先级。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构建了由管理阶段、管理环节和管理内容组成的面向碳中和的三维立体GSR管理体系。其中,管理内容作为本管理体系的重点,由评估指标体系、最佳管理措施、公众参与机制和总结报告制度组成。该管理体系有望为我国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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