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突显。面对社会复杂的形式,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同时将之写入了宪法,也将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作为政府机关的奋斗目标。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众多的问题。作为矛盾纠纷解决的最主要方式之一的诉讼,却因为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健全导致了诉讼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可是人民调解制度却慢慢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在行政调解上除在治安调解方面有所应用外,其余行政调解已经很少运用。在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群体性矛盾纠纷、恶性矛盾纠纷不段充斥着这个社会,人民群众欲借助各种手段达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与财产的目的。可是就我国现有的司法体系及他种纠纷解决机制已不能达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尤其表现在诸如征地补偿纠纷、跨区域跨部门纠纷等一系列不能借助于传统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信访现象严重,不解决现有问题己然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基于转型期的国情与背景,国家不管在法律还是方针、政策的层面都提出了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要求。最初是在人民调解的方针中提及整合矛盾纠纷解决资源,进而司法部出台的人民调解相关规范中鼓励运用各种方法解决纠纷,再到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及到最近颁布实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也明显提及到运用大调解解决纠纷。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各地开始实施大调解机制解决矛盾纠纷的尝试。虽然各地在开展大调解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