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活动的开始都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计其数的材料被翻译或重译，同时，关于翻译活动的言论也层出不穷。然而，尽管翻译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尽管翻译活动在当代蓬勃发展，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至今还未有共识。不少研究者都曾涉猎此课题，但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几乎都没有全面揭示翻译活动的真正本质。本文致力于研究此课题，力图通过对某些有代表性的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为此课题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的解决办法。 引言部分首先对翻译活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大致的回顾和描述。一方面，翻译活动的发展几无间断，翻译活动在现代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而另一方面，翻译活动的本质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却有如雾中之花，隐隐绰绰。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不清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的发展。 为了使全文建立在一套严谨而清晰的概念基础上，本文作者在引言的第二小节着重对某些相关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如：对翻译(translation)、翻译学(translatology)以及翻译活动(translating)的区分。在引言的第三小节，作者对“翻译活动的本质”这个课题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现状进行了综述。 第一和第二章分析两个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对的观点：“翻译是艺术”和“翻译是科学”。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分属不同的学派(语言科学派和文学艺术派)，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相对方的观点。本文作者反复论证，如果艺术不从客观科学规律出发，不接受其指导，艺术终将成为一种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活动，那艺术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艺术；如果科学缺乏艺术创造(精神)的启示，科学也将变得神采全无、了无生趣，那么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了。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并使我们的观点接受实践的检验，本文作者分析了两种具有极端性的译例：其一是艺术性很强的诗歌，而另一例则是科学性很强的科技文字。通过译例分析，本文作者证明，在翻译艺术性强的文本.时(如诗歌)，科学性是内在无缺的，而在翻译科学性强的文本时(如科技文章)，艺术性也是内在无缺的。虽然机器翻译的出现似乎为“科学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本文作者在第二章的第四小节指出，在一次完整的机器翻译活动中，艺术性也是内在无缺的。 第三章主要剖析以下两种观点:“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和“翻译是文化转换”。某些学者认识到，在研究翻译活动的性质时，科学与艺术是不能分割的。但是，在他们的言论中却看不到对“科学”和“艺术”的明确定义，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性质的区分也模糊不清。因此，所请“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解决办法也不尽如人意。而部分持此观点的学者(Newmark)更是机械地把“艺术”和“科学”合并起来。表面上看他们的观点是辩证的，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辩证法。 “翻译是文化转换”这一观点是可以部分接受的，因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扫除或调和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差异。“文化转向”这一潮流代表了翻译研究的一次大发展。但是，把文化转换看作翻译活动的本质却使问题走向了极端，是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第四章通过分析某些针对黄振定教授和本文作者观点提出的反驳意见，在正确全面地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的基础上，重申了黄振定教授和本文作者在“翻译活动的本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 科学与艺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没有什么纯科学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纯艺术的东西。就翻译领域来说，翻译活动的本质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翻译学的本质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的矛盾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要旨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科学论与艺术论总是处于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对科学性和艺术性、科学论和艺术论这两对概念的区分只是一种理论_h的抽象，在实践中，科学性与艺术性、科学论与艺术论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可截然二分的。 最后一部分除了总结全文观点外，作者对关于翻译活动性质的辩证统一论观点的实际指导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和预测。如:对正确认识翻译者的地位、确立科学合理的翻译实践标准和译作评价尺度是极有实际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