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企业通过移动应用对信息收集的加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日益加剧,为了平衡这一冲突,隐私政策被提出。隐私政策是由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制定的,包含了对用户信息的收集、使用等内容的在线文件。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具有普及率高、倾向于对敏感信息的收集等特征。借助隐私政策,企业向用户告知对其信息的收集使用等活动,用户也可获悉与企业双方拥有的权利义务等,这正是隐私政策告知与制约功能的体现。然而,这两大功能的实现效果并不理想,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在使用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考察欧盟与美国两个地区的经验可发现,欧盟在GDPR中以专门的条款对隐私政策的告知与同意进行了规定,也明确了相关监管机构及其职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可依据相关法律以提起诉讼或者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对隐私政策进行调整。我国移动应用隐私政策不仅文本冗长难懂且内容同质化严重,同时也存在着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强制用户同意等问题,文本中也普遍存在不合理的免责条款。除此之外,我国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的现有监管也显现出机构职能不明、处罚力度不强等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完善,提高隐私政策整体水平,从而为个人信息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针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通过立法规范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内容。在隐私政策的制定中,应贯彻透明度原则,使隐私政策简单易懂;应禁止非必要收集,根据移动应用核心功能与附属功能的不同规定信息收集的范围;隐私政策文本应体现针对性原则,对不同领域不同用途的移动应用,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隐私政策,避免内容同质化;也要充分保障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在立法中严禁强制同意以及默示同意现象。其次,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实施民事规制。可以援引格式合同相关规定认定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无效;同时考虑对企业实施惩罚性赔偿,通过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增强行政处罚的实效,这样也可以提高用户维权的积极性。最后,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实施行政规制。应加强对移动应用隐私政策的事前备案审查,形成对其更加完备且全程化的监管;同时要强化行政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增加执法方式,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应当对其进行反垄断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