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7747万人,其中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5.2%,3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达到了32.9%,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重为35.2%(1),农民工的结构较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工问题初次显现的时候有了根本上的改变,新工人正进入试图以文化创作来书写自己历史的时期。本文在回顾了目前对于新工人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新工人文化传播实践的分析和媒体对于这种文化实践的再现的经验性梳理,以传播学的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新工人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应然和实然的两个方面,肯定了文化实践与传播在建构新工人主体性方面所起到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主义弊端的侵蚀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夹缝之中,地方发展全面拥抱资本,放弃自身作为劳工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的位置。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也仿佛患上了精神分裂,逼迫新工人从国家的社会保护幻象中认清自己的现实位置。新工人文化的媒介书写,推动了新工人文化的传播,新工人的诗歌、音乐和文艺晚会将新工人文化的议题推进了公共讨论空间,利用媒介传播的力量日渐将“新工人”这个语汇及其内涵向社会传播,这对于改变自身的话语位置,书写自己的历史至关重要,这成为了新工人文化媒介书写的核心价值所在。新工人文化的媒介书写初步建构了新的工人形象,形成了新的工人意识,这对于新工人改变自身的结构性的弱势不可或缺。以群体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变革,朝向一个更有利于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结构。工人与直接生产的接近所产生的原始经验的表达,能够弥合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日益撕裂的鸿沟,以新工人的个体经验和群体书写来重新构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