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代理制是一种国际上典型的商事代理制度。然而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外贸代理制的法律体系却一直处于混乱和矛盾的状态中。于是,《合同法》大胆引入了源自英美法系隐名代理、不公开身份代理的法律规则,这对化解外贸代理制的上述矛盾、对规范外贸代理实践的不规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合同法》第402、403条的制定过程充满了妥协性、法学界对引入英美法系代理制度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因此导致第402、403条在与我国原有的行纪合同制度衔接时产生了内在的理论矛盾,该矛盾又外化体现为外贸代理实务界对不同代理法律规则的混乱适用。在这种混乱的法律适用下,同一项外贸代理业务有可能同时合法地适用两种不同的代理法律规则,进而对外贸代理的三方当事人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权责分配。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对外贸代理业务的三方当事人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因此,本文作者试图运用两大法系代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分别从各方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对合同条款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或其他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来使一项外贸代理业务尽量符合《合同法》中某种特定的代理法律规则,从而固定代理法律规则的适用,避免因适用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