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本文通过对首诊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与首诊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综合性医院神经内科的抑郁症患者自然状况(如性别、年龄、学历、性格、收入水平等)、症状特点及其家属对抑郁症的认识水平等因素的比较,分析导致抑郁症患者就诊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指导他们正确的就医行为。方法：2009年7月—2010年7月,首诊到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专科医院)的抑郁症患者及其陪同家属,编为A组；2009年7月—2009年9月首诊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等综合性医院(以下简称综合性医院)神经内科的抑郁症患者及其陪同家属,编为B组。对A、 B两组抑郁症患者及其陪同家属进行一般状况问卷测查,并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查,其中A组共收集问卷309份,B组共收集问卷303份结果：(1)一般状况问卷调查：两组在有无宗教信仰方面有显著差异(χ2=6.329,p<0.05),两组抑郁症患者的就诊年龄有显著差异(χ2=11.105,p<0.05),具体表现在19岁-30岁、46-55岁年龄段患者与年龄在31岁-45岁、56岁-65岁、66岁及以上者之间的差异.两组抑郁症患者在可接受治疗费方面差异显著(χ2=13.705,p<0.01),这种差异主要是在可接受的费用在1000以下与1000-2000、1万以上；1000-2000元与2000-5000元；2000-5000元与1万以上的家庭间的差异。两组抑郁症患者的费用来源有显著差异(χ2=19.667,p<0.01),自费患者与享受医疗保险(包括城镇医保与居民医保)患者间有显著的差异性。两组患者家属对抑郁症的认识水平有差异有显著意义(t=2.675,p<0.01)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三个变量即患者的宗教信仰、可接受的医疗费用及治疗费用来源影响患者的就诊行为(2)A、 B两组患者的客观抑郁程度无显著差异(χ2=1.863,p>0.05).(3)HAMD因子分：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中的7个因子中,两组的白夜变化(t=-2.130,p<0.01)、绝望感(t=2.664,p<0.01)两项有显著差异.(4)SCL-90：两组SCL-90测出的阳性症状均分(t=3.319,p<0.01)、强迫症状(t=1.916,p<0.01)、抑郁(t=0.136,p<0.01)、精神病性(t=0.838,p<0.01)四项具有显著差异。使用回归分析,得到HAMD中三个因子即焦虑躯体化、日夜变化及绝望感对抑郁症患者的就诊行为有影响,而SCL-90中的阳性症状均分影响患者的就诊行为。结论：1.抑郁症患者的就诊年龄、可接受治疗费用及治疗费用的来源、有无宗教信仰影响其就诊行为。19-30岁与46-55岁年龄段倾向综合医院就诊,31-45岁,56-66岁及66岁以上者倾向专科医院；有宗教信仰、可接受治疗费低及自费的抑郁症患者易选择综合医院就诊。2.抑郁症家属对抑郁症的认识水平影响其就诊行为。家属对抑郁症的认识水平较全面者,易倾向选择专科医院。3.抑郁症患者的主观症状特点影响其就诊行为。白夜变化明显者倾向选择综合医院就诊,而绝望感、强迫症状、抑郁、精神病性表现明显者则倾向专科医院就诊。4.患者的客观抑郁症程度对其就诊行为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