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行政区位的边缘性,造成渝鄂省际边界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经济发展滞后。本文以生计模式为嵌入点,应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研究方法,选取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乡与湖北利川市文斗乡的省际边界少数民族村落为调查对象作微观个案研究。两个省际村落以一条宽度不到100米的河流为天然分界线。两个村组人员同赶一个集市,婚姻上通婚,经济上互通有无。因为行政权力嵌入的程度不同,导致一渝一鄂两个土家族村落出现不同的生计模式,并产生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渝一方,国家行政权力嵌入乡镇并下辖到村组,乡政府实行万元增收工程,倡导村民发展规模经济,组织三个村组人员利用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分别发展辣椒和烤烟的规模种植,实现种、产、销一条龙的种植经营模式。在农民创收和改变当地经济结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鄂一方,由于村组处于湖北最西级,行政区位相对边缘,政府行政权力辖涉不到,村组较大的宗族势力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导致当地村组人员无论是在外出务工地方的选择还是在家庭创收方面都体现出生计模式的趋同性。基于此,文章不仅全面呈现两个村落生计模式的发展现状,而且还着重分析处于特殊环境的两个村落生计模式在宗族与乡政权力建构下的不同表现。以期来说明处于边缘与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计模式,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进一步探讨在现代化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省际边界地区提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