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再也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从而被迫开始了现代性的历程。为济时事之艰，无数莘莘学子负笈海外，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的“盗火者”。正因为在现实中先行具有了留学生这一群体，对这一群体在域外生活的书写，然后才诞生了中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留学生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画廊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形象具有超越国界和文化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异国形象，至少也可以被视作是具有某些“异国因素”的形象，理应纳入到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中来。这些形象是由中国作家自己所塑造出来的，因此孟华先生曾用“自塑形象”一词来进行指称和概括，它属于形象学研究中一个特殊的分支和类型。目前国内形象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在“自塑形象”领域却少有人涉足。对“留学生形象”进行研究，有利于形象学的丰富和发展。因为中日之间特殊的地理关系和文化关系，日本曾经是中国学子留学的重镇；而“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所以本文以留日作家的创作为中心，来透视其塑造的中国学子在异邦所遭遇到的现代性的压迫、文化风习的差异以及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在留日作家的创作中，作家自身的个人感情、文化观念、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等意识形态因素难免掺杂其间，并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分析这种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特征，既可以见出文本的修辞策略，也有助于本论文的研究获得一种深度模式。在现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因为时间跨度为几十年，再说每个人的“日本体验”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历时性的顺序，对这种动态的留学生形象进行梳理和归类，并剖析形象背后作者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就形成了本文大致的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在序论部分，主要分析了留学生群体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关于留学生形象的阐释和界定。这样既可以获得一种历史感，也使本文的立论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第一章“嫖客与英雄的变奏”，具体分析了留学生文学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中的留学生形象。在《留东外史》中，中国学子既具有“嫖客”的特质，又不失爱国热情，整个文本内容呈现出“鸳鸯蝴蝶”和英雄传奇相交织的态势。小说在不自觉中炮制了一个日本“卖淫国神话”，中国学子所嫖的大都是日本女性，中国学子所对决的也大都是日本武士。这样把日本“妓化”和“矮化”，最终凸显的就是大中华的胜利。这种书写，颠覆了现实秩序，并以一种独特方式进行了民族复仇，与当时历史语境以及作者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是分不开的。第二章“身体与国家想象”，指出“身体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接受了域外文明陶冶的中国留学生，现代思想得以启蒙，民族主义意识也潜滋暗长，于是对作为满族统治标志的辫子必欲去之而后快，对传统“步步生莲”的小脚也视为落后的符号。在满清政府控制鞭长莫及的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身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呈现出和本土身体形态迥然不同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是对域外“他者”意识的归顺和认同，而是对落后传统的颠覆和解构。第三章“边缘化的‘弱国子民’”，分析了在创造社作家小说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书写模式，即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弱国子民”的地位遭到了日本国民的歧视。由于这种歧视的存在，在中日男女两性关系中渗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跨国婚姻超越了自然属性而有着国家化的倾向，因此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另外，作为初次在世界舞台上斩露头角的国家，日本有着暴发户的心态，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竭力把中国边缘化，以一种“东方学”式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把中国看成“凝固”和“没落”的国家，相应地中国人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弱国子民”。第四章“中国的白马王子”，在现实中超越了跨国婚姻障碍的陶晶孙，对“弱国子民”的刚性书写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种具有另类色彩的留学生形象，即受到日本女性追捧和崇拜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作为一个中国人，陶晶孙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但因为自幼留学日本，他对日本文化具有更大的认同感，这折射在他的小说中，使得他笔下的留学生形象既具有明确的中国立场和个人身份意识，但是又反认他乡是故乡，在文化价值上存在着向日本皈依的倾向。第五章“在抗敌第一线的分化”，具体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小说文本中留日学生两极分化现象。在国难当头之时，由于涉及到各自千丝万缕的利益，留日中国学子很容易就发生了分化。有的为了一己私利，投敌叛国，充当了不光彩的汉奸角色；有的则“位卑未敢忘忧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尽管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在这里指的是个人的修业)，并最终遭到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并为走上了救亡“新路”而庆幸。在“余论”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具体指出了现代留日作家创作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以及对其笔下留学生形象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