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农历庚戌年)九月,正当全国立宪浪潮汹涌澎湃之时,一场震惊世界的流行性肺鼠疫在东北中俄边界开始蔓延,在短短二个月的时间内沿铁路线迅速扩展到东北内地并波及京师、直隶、山东等省区。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也是近代中国的首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十二月份,中央政府主导下的防疫工作缓慢展开。各级政府聘请中外良医,组织防疫队伍,筹措防疫资金,成立防疫事务所,建立隔离医院。疫区中的绅商、居民、警察、军队、报社、医学校学生、警校学生等各阶层通力合作,采取预防与救治相结合的方针,首重预防。采用隔离、留验观察等措施控制疫势的发展;检查、督促疫区居民讲究卫生,消除疫菌的生存环境,利用一切可行的途径来宣传、普及防疫知识,提高抗御鼠疫的能力;注重培养人民的公德意识,鼓励染疫主动呈报,力图更有效地减少传染;通过各种媒体发布疫情疫势,保证人民的知情权,遏止谣传,稳定社会治安,为防疫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此外,在清政府的组织下,还召开了国际医学会议研究鼠疫的应对策略。国际社会也大力支持东北的防疫斗争,一些外国医学专家也接受邀请,来到中国东北,帮助扑灭鼠疫,有些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俄、日等国也积极投身防疫,中外政府还就防疫工作展开了国际合作。经过政府和中外人民的共同努力,约五个月后鼠疫被扑灭。综观这场灾难,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鼠疫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造成东三省乃至京畿和山东的大面积感染则是疫发初期疏于防范,人为造成的恶果。肺鼠疫简易的传播途径使得染疫者在与别人的接触中不自觉地将细菌传染给健康者,当时相对便捷的交通工具又加速了这种传染,初具规模的铁路交通网又使得这种传染延伸到东北内地,并波及关内。鼠疫的大流行给东北地区乃至于全国的经济、政治等都带来了新的灾难。它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商业萧条;给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鼠疫的肆虐以及防疫初期的不力,给一些周边国家进一步染指我国内政提供了借口。正是借鼠疫流行,俄、日等国蠢蠢欲动,觊觎更多的侵略权益;在另一方面,鼠疫的流行又锻炼了清末的人们,抗疫斗争推动了东北乃至全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提高了社会和个体的抗灾能力;在防疫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同时,伴随着防疫工作的展开,近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在无力控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对其抗御能力的提高,无疑成为社会前进的条件之一。这次有效的防疫为东北以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东北社会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