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在美国神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深刻洞察和理解美国国内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与变革，以基督教神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判断为基础，对一些对国家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民众、知识界和政治精英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接受了新正统主义的人性观，主张人的本性中兼具超越性与有限性，既包含着“上帝的形象”又存在着自以为义的“罪”。在对人性抱有这种“既不过分乐观又不过分悲观”的认知的基础上，尼布尔构筑了他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尼布尔认为因为人有“不义的冲动”，因而权力在维持社会的秩序和正义上是必须的；但又因为人受到权力的诱惑而产生滥用权力的冲动，因而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因此，尼布尔对现实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权力均势”采取了有限的、审慎的认同念度，为道德的因素预留了一片空间。 尼布尔一生积极参与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与美国各界的许多精英人士交往密切，并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些人(如吉米·卡特)则主动地委身于尼布尔思想的影响之下。尼布尔通过一系列的学术建构和政治参与对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美国责任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与许多人共同产生的。但是，与其他许多美国责任论者不同的是，尼布尔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美国优越论或者美国特殊论的极端，保持了他一贯的“审慎”。 正是因为尼布尔从许多方面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他的意义在当今这个国际政治异常复杂的时代重新被人们发现。“左”右两派都希望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用他的思想为自己辩护。尽管新保守主义者引用了许多尼布尔在冷战时期的名言，将近日的反恐战争类比为冷战时期的反共斗争，而且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也确实来自所谓传统的尼布尔主义者，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尼布尔必然会支持今天的新保守主义。特别重要的是，新保守主义者们将尼布尔所最为重视的“政治审慎原则”抛在了脑后。如果类比的方法是可行的，那么也许尼布尔对越战的激烈抨击更能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