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对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货币政策一般经过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完成一个调控过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初始阶段,在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历程中,数量型工具由于其具有对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较为直接和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等特点,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好的适应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影子银行体系呈“井喷”式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同时人民币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融资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社会融资需求逐步降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这对之前我国一直沿用的数量型工具和以人民币贷款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步伐也逐渐加快,价格型工具的应用条件越来越成熟。由于价格型工具是通过影响资产价格来影响微观主体自发的行为来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价格型工具相比数量型工具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从长期来看应当将我国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本文首先对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的概念、发展历程、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情况以及我国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紧接着对社会融资结构变化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具体分析,分析认为,数量型工具适合相对落后和利率弹性较低的金融环境,而与此相反价格型工具适合相对发达和利率弹性较高的金融环境,在当前我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仍未实现、充分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相对落后。然而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增加了新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使我国的M2口径更加复杂,同时影子银行体系等新型融资方式产生了新的信用创造机制,这些变化使适合配合人民币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数量型工具的效果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具有加快利率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这对完善价格型工具使用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短期内数量型工具依然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在长期内中央银行应逐步增加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力度,促使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随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当前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进行了实证比较,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够显著影响通货膨胀率,然而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却使得通货膨胀率呈正向响应,说明在所选择的数据期间内提高利率不能抑制通货膨胀率,从而说明当前数量型工具应当继续作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效果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效果可以说明,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不断发展完善,价格型工具的调控优势将会逐步得到发挥。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对如何优化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给出了政策建议。建议为：一、设计分地区、多层次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二、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的参与范围；三、加快市场利率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四、逐步放宽汇率的浮动范围,加快汇率市场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