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提出是《刑法修正案(七)》中的重要举措。它明确了关系人在非共同受贿情形下的罪责问题,回应了重构贿赂犯罪体系的呼声,实现了严密法网的需要,于理论、于实践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本罪的提出凸显了原有贿赂犯罪体系的内在矛盾和逻辑冲突,“关系密切人”概念的提出使得本就十分混乱的关系人判定更加复杂。厘清影响力、关系人的外延,明确该罪与共同受贿的分野,对于我们协调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指导司法实践、精确打击贿赂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刑法规范为依据,以注释法学而非理论法学的视角进行解析,以期于实践有所帮助。首先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域外视角出发横向比较相关立法例:国际通行做法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打击主线,将其他人员的犯罪参与行为作为共同犯罪处理。国外司法实践对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完善的建议是:减少本罪主体限制以扩大适用;增加对行贿行为的立法规制。接下来笔者对现有的关系人体系进行了梳理: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特定关系人等同于共同利益关系人,其核心在于共同利益的认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覆盖特定关系人,其特征在拥有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本罪。在本罪的客观方面,首先要坚持对影响力的非权力性判定;“谋取”采客观说,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受贿性质不要求认识,但客观的谋利行为必须有国家工作人员而非关系人做出;本罪的一大进步在于采取综合情节方式入罪,不再以数额作为统一的犯罪标准。最后笔者从两个视角对目前的贿赂犯罪体系进行了梳理:共同犯罪视角下的罪名体系与关系人视角下的罪名体系。以此为基础,提出并解答了本罪在司法中造成的困惑:行贿主体规制缺位;部分共同犯罪形态难以认定;对职业掮客的打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