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佛教自魏晋南北朝萌芽之始,历经隋唐时期的极大发展,至两宋臻于鼎盛。元末丧乱,徽州佛教显晦暗之象。然而,洪武时期对元代被毁寺庙所进行的重建和归并以及万历年间对佛教的极大投入一度带来了徽州佛教的再度兴盛。不同的是,徽州佛教的复兴仅指物质层面而言,在义理阐发层面上已陷于蜕变,并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状态。从物质层面来讲,明代徽州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佛寺的重修和新建上。以洪武时期为核心的寺庙重修和以万历时期为主体的寺庙新建活动,使徽州寺庙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婺源为中心的寺庙重修区和以歙县黄山为中心的寺庙新建区。在明代徽州现存的寺庙中,大量遗存的唐宋寺庙成为其主体构成部分。歙县和休宁县也缘此成为现存寺庙分布的主要区域,而歙县黄山基于特殊际遇在明代呈现出佛寺高度集中的态势。从佛教传播层面来讲,僧人是佛教教义的持有者和传播者,僧人籍贯和驻锡地的分布状态即代表着佛教信仰的流布形态。明代徽州的外地僧籍在空间上呈现出广泛分布的状态,其局部集中分布现象不明显；而与之相对的本地僧籍在空间分布上既有面上的扩展又有点上的集中。以明代徽州的驻锡僧人而论,以歙县、婺源两县驻锡僧所占比例较高,且以黄山、仰山为驻锡僧人的密集分布点,整体呈现出以黄山、仰山为中心,向整个徽州城乡空间发展的格局,形成了一种以点为主,点面结合的态势。从佛教与社会关系而言,徽州佛教自产生伊始便不断地影响和渗透着徽州社会。从徽州佛教的传播形态来看,传染传播在徽州陷入困难之局,而阶层传播和刺激传播却都带有鲜明的徽州色彩,体现了佛教传播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从传播载体来看,徽州佛教的传播载体已经不仅限于佛教“三宝”这样的传统形式,逐渐向徽州书刻、版画、雕刻、壁画、目连戏等物质性及非物质性载体渗透,在多样化佛教传播载体的同时,也实现了徽州文化的空间扩展。从传播方式来看,自我传播和群体传播是其突出的传播体系,同时组织传播体系和大众传播体系也在徽州社会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综观明代徽州佛教的传播状况,其特色在于文化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呈现出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结合。从人地关系而言,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丰富的物产为徽州佛教提供了基本的生存资源。广大人群对佛教的信仰和佛教对丧葬、祈愿等活动的参与为佛教生存提供了一定的人文环境。基于此,佛教在徽州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生存系统。由于徽州农业生产条件的先天不足及部分人为因素的影响,徽州社会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加强了对佛教在祷雨活动中的依赖。徽州佛教自身所拥有的“有祷即验”功能,也奠定了其在的祷雨活动中的地位。徽州佛教与自然环境沟通的媒介作用,赢得了徽州社会的极大关注。进而成为徽州地区人地互动的有效桥梁,在徽州社会实现风调雨顺愿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