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同时也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障尚未完善,长寿风险的凸显给养老资金储备造成了很大压力。然而,不论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微观主体财务自由的诉求,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障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将是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从养老金融的角度出发,设计养老金融产品,作为社会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完善微观个体的养老理财规划。养老金融是以银发族为主要服务目标群体,以老年服务为产品开发特征,以老龄化为引领的、潜力巨大的金融服务产业,养老引致金融,金融改变养老。养老金融依托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服务于老年人,从内容上可以大体分为宏观的养老金投资运营和微观的养老金融产品开发两个方面。在宏微观两个层面,金融与养老之间存在不断地自我加强的理论逻辑。从宏观层面讲,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金的个人账户、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保值增值需要靠一些长期的金融工具在稳定的金融市场上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也会给整个市场的交易机制、产品设计、政策法规等带来很大的改观。从微观层面来看,为满足老年人的财富管理需求而设计的理财产品,包括信贷类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投资类的长寿债券以及保险类的年金产品等等,也都是金融创新的体现。本文从微观角度入手,立足于个人长寿风险管理,为存在养老需求的消费者设计一种创新型的个人年金产品,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进行养老储蓄的需求,又在较低的价格上为退休人员提供最大限度的长寿风险覆盖。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讲,青年、中年以及老年三个阶段对财富量要求及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导致了生命周期资产组合配置的差异性。本文将养老需求加入到生命周期投资模型中,即,将年金产品作为组合资产之一,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完成对养老的最优安排。本文从个人长寿风险度量、创新型个人养老金融产品设计以及最优投资消费组合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具体内如下：随机寿命下个人长寿风险度量。个人长寿风险即为老年人手中财富不足以满足晚年消费的财富短缺风险。本文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的形式定义了老年人的财富变化过程,并结合生存概率推导出财富短缺概率。本文将必要财富增长率作为个人长寿风险的量化指标,即,使老年人的财富在τ(死亡时刻)内短缺的概率小于5%的最低财富增长率。此外,本文从消费的角度划分了三类老年群体：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和独居群体,并比较这三类群体的个人长寿风险特征。遗赠群体面临的个人长寿风险水平低于基准群体,独居群体的个人长寿风险水平最高,而且个人长寿风险高峰出现的时间最早。老年人的财富短缺概率受经济参数的影响不容忽视,消费物价指数和国债收益波动率的增大均加剧了老年人的个人长寿风险；消费物价指数的正向作用不断收敛,而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会对老年人的财富产生扩张性的侵蚀。长寿指数延迟年金的设计与定价。本文从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的角度,缓解了年金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长寿指数延迟年金(LIDA)在转移了年金提供者的部分系统性长寿风险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为年金购买者提供了大部分长寿风险覆盖。文章从两个维度衡量LIDA的价值：首先,长寿风险转移的维度,利用LIDA的定价量化系统性风险的转移程度；其次,长寿风险的覆盖维度,利用离散时间下的动态最优化数值算法计算LIDA系列产品的等价财富,进而得到产品的长寿风险覆盖率。实证结果表明,长寿指数年金可以以较低价格提供80%以上的长寿风险覆盖,而LIDA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更低价格、不同长寿风险覆盖程度的产品。老年人购买LIDA可以在保证长寿风险覆盖的同时,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遗产需求。金融创新产品的组合拓展——生命周期最优资产配置。本文构建了考虑劳动收入和死亡率的随机生命周期投资模型,在这个框架下分析消费者如何在股票、债券和年金等三类资产上配置以获得一生的最大效用,并细致比较了三类不同群体(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和独居群体)的不同配置特征。实证分析表明,三类群体在退休后收入、消费理念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决定了其在年金购买和资产配置行为中的差异。基准群体37岁开始购置年金资产,退休之后,消费者的投资行为偏保守。相比基准群体,遗赠群体年金的购置比例偏低,退休之后债券比例不断上升,并一直延续到生命终止。独居群体对年金的配置比例最高,退休后的投资行为也最为保守,在长寿风险高峰之前,就不再持有任何金融资产。此外,LIDA系列不单有提供退休后基础保障的60岁起付的产品,还有针对长寿风险覆盖的高龄阶段起付的产品。两类产品都能给消费者带来显著的福利效应,尤其是当放宽LIDA的购买时限,高龄起付的LIDA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提升更加显著。通过对长寿风险以及养老金融产品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全面识别并动态测度长寿风险,大力开发包括年金产品在内的银行、保险以及基金类的多层次养老金融产品,以方便消费者在全面认识长寿风险的前提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养老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