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在晚明的悄然兴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与明代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明前中期,无论是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的藩王剧作家,还是以丘浚为代表的士大夫剧作家,都力图将北杂剧与南戏纳入到国家礼乐系统中,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他们的戏曲创作凸显出教化的功能。自嘉靖始,在晚明社会的异变下,一群仕途不顺的士大夫在北杂剧与传奇的创作上逐步突破这个模式,并最终开启了传奇的感化功能。他们创作的传奇非但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晚明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与喜爱,而且这个士大夫群体成功通过传奇的感召力,将其人生理想融入到整个晚明社会的发展之中,使得不同阶层人的道德观念、精神世界均受到传奇的感染,达到了很高的社会化程度。本文力求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明代社会的变迁,以图描绘出明代戏曲功能由教化向感化转变的轨迹,旨在揭示晚明传奇推崇“感化”社会功能的深层次原因。文章以传奇的兴盛历程考察为中心,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晚明戏曲逐步走向感化的过程:第一,北杂剧创作中强化正统意识的渗透。嘉靖时期的士大夫骨子里还是要维护上层主流意识的政治功用,仍将重“北音”作为实现该理想的手段,但他们认为以往的正统意识自上而下的教化是不可行的,故在北杂剧中采取作词抒发真情的手段来实现主流意识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以此与之对接。第二,南戏传奇创作中平民意识的初现。倡导这一取向的这部分士大夫对于主流意识的松动表达出无奈与失望的情绪,他们对北杂剧创作与上层主流意识对接的效果产生了质疑,故由北杂剧创作逐步转向了南戏的创作与改革,并促成了传奇的出现。他们的创作滋生了平民意识,这里面又划分为声音的平民化与语言的平民化两个阵营,目的是实现经义的内涵或风教的传递。第三,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的士大夫则开始反思正统意识在践行上的限度问题,此时已经开始强调“人”本身与主体意识的激发,他们明白,要达到感动人的目的需将重心放在传奇的搬演上。第四,重视传奇对个人情性的追寻。万历至明末的士大夫们围绕戏曲讨论的重心覆盖了作者、演员与观者三个人群,并有意建立起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力图借助戏曲触碰到人的情性深处,促进健全人格的塑造,使传奇的“感化”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戏曲作为传统的艺术学研究对象,以往的研究方法通常侧重于戏曲形式本身诸如演唱、表演上的阐述,或者运用传统的文史研究多关注戏曲文本,阐释剧本内容与文化内涵。本文试图从戏曲的社会功能着手,将从明代的政治、社会等方面与传奇建立起联系,把声音、文本、搬演等戏曲的外在特性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具体讨论士大夫在戏曲的“形式”要素上作出的变革及晚明传奇彰显出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