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继制造业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且其集聚的特征日益显著。那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及临近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行业、不同等级城市和地理区域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已有研究对上述问题做了初步讨论,但很少有研究结合城市等级和空间交互作用,分析不同层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论文基于层级分工和空间交互的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这对于解释和解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在借鉴制造业集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并依据“理论分析—归纳事实—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政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首先,基于本地溢出模型系统阐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核心区和外围区经济增长的机理。其次,采用我国2003—2014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分行业的就业人数,测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及其发展变化。再次,基于层级分工的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设,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比较该影响在不同等级城市的差异。然后,基于空间交互的视角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空间溢出效应的假设,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集聚空间效应的区域分异及其阶段化特征。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论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在不同等级城市和地理区域存在明显差距。研究期内,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呈现增强趋势,省会城市集聚水平远高于非省会城市,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和东部地区。(2)不同层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既印证了其规模效应面临较多约束的假设,也反映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未能有效满足下游产业需求的事实;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表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产业形成了良性互动。(3)合理的层级分工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效应的前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对非省会城市没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明显促进了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增长。这反映了省会城市适宜同时发展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而非省会城市适宜重点发展低端生产性服务业。按此规律进行层级分工,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规模效应。(4)不同层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未能有效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但对周边城市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这是因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知识技术密集、市场辐射范围大,其集聚能够促进城市间广泛开展知识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与之相反,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增长,但对周边城市发挥了负向溢出效应。这源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资本和知识技术门槛较低、辐射范围较小,其集聚导致相邻城市呈现竞争关系。(5)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区域分异。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明显促进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积极影响并不突出。在我国由经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趋于减弱,西部地区集聚的积极影响趋于增强。基于上述结论,论文提出应通过营造发展环境、完善集聚策略、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融合、创建溢出渠道等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