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瑛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实业家；他为满清举人,又两次留学欧洲,前后长达十七年,这一特殊经历,使得石瑛的世界观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又受到了西方民主和现代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石瑛对中西文化融汇贯通,取精去粕的过程,形成了其特有的教育思想内涵并付诸丰富的教育实践,在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数十年来,回忆、研究石瑛的文章或论文时有发表,大多高度评价石瑛作为辛亥革命元勋两次推动国共合作的政治贡献,和他刚正不阿、勤政清廉、疾恶如仇的人格操守,称誉石瑛为“民国第一清官”、“当代圣人”,但鲜有文章研究石瑛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石瑛多次兴教办学的经历中揭示石瑛作为教育家的地位和影响,并从中探讨他的教育思想的特点和内涵,以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石瑛的生平以及其教育思想的来源。青少年时期,石瑛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他从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善中汲取营养,形成了独特的风骨和操守,形成石瑛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本源。他前后两次留欧17年,西方重在实践的科学教育体系让他关注所学能否致用,他以所学能否对社会的进步或为百姓造福起到有益的作用作为衡量标准,这一经历让石瑛完成了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追求科考功名的旧式读书人到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知识与道德结为一体。在石瑛追随孙中山担当复兴中华的建国大业的过程里,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都将其教育立国、教育兴国的信念付之实践。第二部分,探讨石瑛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石瑛没有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其教育思想,有的仅是他与学生的谆谆谈话、对公众的激昂演讲或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精辟文章。因此,笔者用拟人化的方法入手,探究石瑛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内涵：传统儒家文化的修身立德是其教育体系的立命中枢,石瑛把修养人民的道德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是其教育体系的任督二脉,石瑛认为教育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为目的,否则就偏离了教育的方向；“日新”及“时中”是其教育体系活跃的红、白细胞,石瑛认为新旧文化要取精去粕的吸收；力求践行、学以致用是其教育体系丰满的骨骼,石瑛认为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所以他非常注重学以致用,主张学习与实践结合。第三部分,阐述石瑛的教育实践活动。石瑛无论身处何位,教育都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敢为人先,开创了湖北综合性大学教育的先河,从兴办江汉大学,到改建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为国立武昌大学,再到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他肩负振兴湖北教育的大任,一心为湖北兴办一所现代化综合性大学。他善谋善为,运用法律保障教育的发展,在他主政南京时,颁布了诸多办法、规则、提案,保障了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和来源稳定、教育设施的新增及改扩建、教师水平和待遇的提高。他谋略经纬,大力推进国民教育,把提高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作为宪政民主的基础。他为人师表,甘当青年良师益友,对有为上进的青年学生,从细节处入手,谆谆引导,传授做人的体会和学习的经验。他学以致用,建议教育服务社会,对于大学教育,他把设备和实习作为办好一流工学院的重中之重,对于民众教育,他把民众职业技能教育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第四部分,分析石瑛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坚持以德育为教育的首要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注重践行；坚持教育的多元化,注重创新精神。另外,教育家应去“官本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