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这一社会型组织,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并非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存在形式,它有生命周期。企业的破产消亡只不过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内正常的新陈代谢行为,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而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淘汰劣势企业,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破产的案例屡见不鲜,同时近期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专家在总结美国破产案件时指出,业务过度扩张是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业务过度过快扩张的直接结果,是高负债率以及资金不足等财务危机,而财务危机的加剧则加速了公司的破产。因此,财务危机对于企业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和经营影响重大。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上市公司出现破产的现象几乎没有,这主要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仍然具有“壳”资源,而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这种“壳”价值必然会不断降低,到那时,上市公司出现破产的可能性必然会加大。因此,各上市公司必须重视企业中的财务困境问题,这关切到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相对于强烈的现实需要,财务困境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单薄。尤其在我国,在财务困境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困境预警的研究,而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成果则非常少,迫切的需要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正是基于此,在借鉴和吸收前人在财务困境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第二部分,基本概念的界定及文献回顾。主要对财务困境以及财务困境成本进行了界定,同时对于国内外财务困境成本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第三部分,研究设计。主要从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财务困境成本的计量方法、相关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的提出、变量选取及模型确定几方面来进行。第四部分,实证分析过程。主要从样本的描述、财务困境成本的计量结果、回归过程分析及回归结果分析来进行探讨。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缓解财务困境和降低财务困境成本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对于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也进行了探讨分析。首先对财务困境以及财务困境成本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对于财务困境可以从定性和定量的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财务困境是指,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表现为企业的流动资产低于企业的流动负债,并且这一状态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具有长期性,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从定义来看,财务困境的企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企业的流动资产低于企业的流动负债,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不强;其次,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的这一状态是一种持久的状态,长期的。从对财务困境的定性的理解出发,可以将符合如下标准的企业设定为财务困境企业:(1)连续两年流动比率小于1;(2)这两年中至少有一年营业利润小于0;(3)上市至少1年后才出现上述特征。同时,对于财务困境成本,本文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狭义的财务困境成本是指,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后,由于财务困境而给企业带来的经营业绩的损伤。狭义的财务困境成本主要是居于企业这一困境成本承担主体定义的,而对于困境成本的衡量则是从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的,然而,企业的经营业绩的损伤并不是企业财务困境成本的全部。企业发生财务困境后,自然也会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以及成长能力等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经营业绩作为这些方面的综合体现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广义的财务困境成本是指,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后,由于财务困境而给企业以及其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损伤。具体来说,由于企业处于财务困境当中,使得企业的供应商怀疑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从而对二者之间的交易产生影响,一方面交易量缩减,另一方面也使得交易成本增高;对于企业的客户而言,基于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怀疑,也必将影响和损害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正常业务关系,客户可能基于风险的考虑而选择其他企业作为替代者,不仅会使得企业的销售、盈利以及商誉受损,同时,客户在选择替代企业的同时也增加了额外的转换成本;同样,企业的雇员以及管理者由于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使得他们感觉工作不稳定,对于企业而言则是面临着人才的流失;与此同时,企业的财务困境也会给债权人带来债务无法到期偿还的风险。在对财务困境及财务困境成本作出界定后,本文通过采用Whitaker的经营边际变动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财务困境成本从定量的角度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财务困境企业在困境当年、困境后一年以及困境后两年的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分别为公司经营业绩的11.5997%、17.7246%以及19.1137%,由此可见,财务困境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对企业财务困境成本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衡量之后,本文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视角,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公司治理对于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的视角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董事会特征,包括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行为以及董事会领导结构等;二是公司的股权结构角度,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度等。通过引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过回归分析得出,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困境成本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与财务困境成本无显著影响;董事会领导结构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但统计检验上不显著;董事会行为强度与财务困境成本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但统计检验上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性质与财务困境成本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财务困境成本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特征(主要是指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会领导结构以及董事会行为强度)对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而仅有董事会行为强度得到了验证,同时,其在统计检验中也并不十分显著(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我国困境公司的董事会的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以改善公司的困境状况,尽早走出财务困境。相反,股权结构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则较为显著,其中第一大股东性质对财务困境成本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一大股东具有国有背景的承担了更少的财务困境成本;股权制衡度与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后不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而是不断的侵占公司利益;管理费用率与公司财务困境成本显著负相关,代理问题承担了部分的困境成本;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财务困境成本并无显著影响。另外,本文根据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可以从加强董事会治理和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两个角度来缓解企业的财务困境和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加强董事会治理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首先,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其次,保持规模适当的董事会规模,不仅仅在于数量的适度,同时更应该关注董事的搭配比例的适当,例如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比例等等。再次,灵活的运用两职分离和两职合一的董事会领导结构。最后,提高董事会会议的频率以及效率。优化股权结构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首先,拯救财务困境企业应尊重市场的规律。其次,提高股权制衡度,不搞“一股独大。”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对财务困境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其次,对于财务困境成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再次,利用了经营边际变动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进行了计量;最后,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基于董事会特征和股权结构两个角度方面,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探讨了公司治理对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