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常常假定非人格化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精英阶层利用在过去权利经营下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在转型过程中继续获取资源,形成了与非市场力量结合的市场。政治资本作为实际的生产要素之一,嵌入到市场机制中,参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并因此获得租金。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转轨以及对应的多所有制共存的背景下,政治资本在劳动市场中能否带来超额收益,它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这是个老问题,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拥有政治身份和没有政治身份两类消费者的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模型,试图解释政治资本租金产生的渠道,并讨论了“能力”变量的缺失在理论模型中对溢价大小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对政治资本溢价不同于旧文献中对内生性来源的理解。在数据上使用了CGSS2008、CGSS2015年,共六年的截面数据,并主要使用CGSS2013和CGSS2008两年的数据,来探讨政治资本溢价的识别问题和政治资本溢价的传导机制。使用剩下的数据作为年份的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CHIPS2013年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在实证策略上,本文采用了“组合拳”,主要采用文献中较新颖的放松外生性假定后的工具变量法作为识别策略。采用多种新颖的不完美工具变量法构建识别策略,细致的讨论了传统文献中所经常使用的工具变量的优劣。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提供了不满足CIA条件时的矫正偏差估计量,来处理个人政治资本与其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在本文的识别策略下发现了党员身份的溢价数值范围位于14.79%到21.7%之间,且使用多种敏感性测试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