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新中国文学方向的“人民文学”,它的传播与扩展都离不开一个刊物那就是《人民文学》。作为作协的机关刊物,作为“人民文学”的载体,它坚定不移地配合国家政策宣传,传播新的文学理念,最终成为新中国文学体制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同于政治的传声筒,《人民文学》依然保持着作为文学期刊的内在诉求。在配合政策的过程中,刊登了许多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作品。那些现在看来依然堪称精品的文章成为了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代表,弥补了在政治规范下“人民文学”的缺陷与不足,大大丰富了“人民文学”的内涵。所以本文将以1949-1966年的《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从细节入手来展现《人民文学》杂志对“人民文学”范型的传播与扩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文学》所付出的努力。本文正文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秩序的重构：通过对“人民”的分析来明确什么是“人民文学”,并在文后重点介绍《人民文学》创刊情况,《人民文学》的编委。最终明确什么是“人民文学”。第二部分,《人民文学》对“人民文学”范型的传播：作为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努力地传播“人民文学”。它通过政策宣传、读者参与、创作引导等方式保证“人民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发生偏离。第三部分,《人民文学》对“人民文学”内涵的丰富：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中产生了许多“异端”作品。这些作品为本不丰富的十七年文坛增加了一抹亮色。对于这些作品的刊登,有编辑思想的影响,也有《人民文学》作为文学刊物的内在因素。在它们共同作用下,“人民文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第四部分,《人民文学》对“人民文学”的拓展。十七年时期在《人民文学》的努力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这些文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它们的出现共同拓展了“人民文学”,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能。通过这四个部分的研究,我们将可以清楚地发现十七年文学发展的脉络,明晰十七年文学与国家文艺政策、与文学传媒间的内在联系并为当代文学期刊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