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我国已经逐渐开始步入了老龄社会,并且其年增长率呈较快幅度增长,也促使我国综合国力和国情面临极大挑战,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超过65岁的人有4.9%。经我国政府职能机构预测:预计到2020年,60岁老人将增加至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口(85岁以上)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扶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在2050年之前我国的老年人口会逐年呈六百万速率增长,30年之后老年人不止四亿,老龄化水平不止30%。我国的人口迅速老化。人口老龄化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压力,还会给社会甚至是国家带来极大的压力,给我国的社会与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将农村和城市进行比较会发现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及多个指标均高于城市,随着农村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其养老消费也在不断增长,这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使农村养老供给更加的不平衡,同时我国面临显著的“未富先老”的矛盾结构趋势。目前学术界已经将重心放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上,并强调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法是养老模式的转变,因为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仍缺乏更具统一借鉴意义的养老模式与经验,为此将山东省济南市农村居民老年人口视作探究对象,基于山东省济南市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基于山东济南市农村地区调查结果,依据养老模式的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即: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认知因素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又受到包括性别、年龄大小、文化水平、从业类别、婚姻状况以及身体健康情况等因素影响。为了确保获取的结果更加科学、合理,确定好回归方程后,数据的分析工作通过SPSS 20.0统计对所取得的结果和假设进行验证。在本次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中显示可见以下分析结果。(1)在所有的个体特征影响因素中:家庭成员中所包含的子女人数、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以及家庭构成人口数影响最大,虽然其它因素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相比较来说存在的影响并不明显,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上面,性别与养老意愿的关系不是很大;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影响远深于男性,所以女性更倾向于家庭养老的模式。另外,职业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职业的偏向回归系数是1.969,OR值是7.16,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非务农的农村人员相比较于务农的农村人员来说,他们选择的养老模式往往偏向于在机构养老。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非务农居民可能有长期稳定的高收入能够支持他们在年迈时候选择在养老机构度过,因为在机构养老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务农人员选择家庭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受到经济收入等影响,所以务农的农村居民将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模式。(2)在所有经济特征影响因素中:经济独立,生活来源依靠储蓄或者是劳作的农民会偏向家庭养老的模式,假设其他条件一致,此类农村老年人的比数将是依靠政府帮助扶持的农民的相应比数的21.94倍,当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子女支持时,此时农民在这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关系。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上看:无论是农民的经济来源是劳作储蓄,或者是靠子女承担,他们对养老模式的选择都更偏向于家庭养老的模式。另外,以回归系数作为指标进行观察,居住人数较少的经济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更偏向选择机构养老模式,这可能是原本的生活方式中共同居住人数不多,使他们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选择机构养老的模式更适合他们。(3)在所有认知特征影响因素中:养老困难问题及养老认知因素主要影响着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以回归系数的角度看,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他人或政府的老年人更偏向选择家庭养老模式;而经济收入更高,子女更少或独居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另外,家庭人口少且学历更高一些的老年人更偏向于社区养老模式。通过对影响居民选择养老模式的因素的调查和分析,可以得出:农民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以及个人的职业的不同将会影响居民养老模式的选择。除此之外,经济来源性质的不同同样会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产生一定影响,经济来源是劳作并且有一定储蓄的居民更倾向于机构养老的模式;家庭中的居住人数以及子女个数也会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居住人数比较多的居民习惯亲属生活,将会更偏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模式。另外,对养老困难、养老依靠的认识不足等原因也会影响居民选择养老模式的意愿。本文的假设中提到了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健康情况等会影响农民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从调查结果看,这些假设并不成立。对文章中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了解到,农村居民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更偏向于家庭养老的模式,传统的养老模式对居民的影响还是较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