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增加就业、吸引外资、激励技术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政府从1980年代开始在城市中设立了多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这些经济开发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里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的设立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影响。从1988年科技部实施“火炬计划”开始,高新区在中国城市开始设立,到2014年全国已有193座城市陆续设立了高新区。如此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和扩散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因素或机制决定着城市高新区的设立?本研究以地方政府创新与扩散理论为视角,以高新区在中国城市的设立与扩散过程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高新区在中国城市的全面兴起过程。从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总结既有的创新扩散理论,本研究试图从经济学理性选择主义、空间扩散理论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理论视角发展出用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扩散的三个理论模型:（1）内部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政治、人口、制度、文化等特征决定其是否采纳某项政策;（2）空间扩散模型,该模型认为地方政府所处的空间位置会影响其是否采纳某项政策;（3）制度同构模型,该模型认为并非效率而是权力、竞争和合法性驱动组织采纳某种结构或制度形式,强制、模仿、规范和认知要素是政策创新采纳的主要驱动力。作者建立了全国284个城市在1988-2014年间的城市经济社会状况、高新区设立、空间地理位置和制度压力数据库。基于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模型检验三个理论模型发展出来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显示:（1）理性选择主义假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辖区资源要素和社会人口要素都显著影响高新区的设立;（2）空间地理位置会影响到高新区的设立与扩散过程,但相邻城市间存在的竞争和学习效应并不会导致高新区的设立与扩散,而是主要表现为全国区域范围内的互动;（3）外部制度环境中的同辈群体压力一直会对城市高新区的设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处于同一行政级别地位且隶属于同一省份的城市之间具有结构对等性,通过竞争性模仿压力的作用影响高新区在中国城市的扩散;（4）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对城市高新区的设立与扩散过程具有显著影响。高新区的设立并不完全是一个城市根据自身内部条件约束自发增长的过程,实际上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对城市高新区的设立和扩散的影响更大。本研究论证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建立和形塑新型经济发展制度体系的重要作用。总的来看,中国案例证明了高新区的设立与扩散一方面与城市辖区的自身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主要与外部制度环境紧密相关。基于城市本身的属性特征进行的理性计算,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会内生出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外部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强制和模仿这样的制度机制扩散和传播。本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形塑地方政府决策的理解,特别是阐明了国家和同辈群体两个外部制度压力源在地方政府创新扩散和组织趋同中的关键角色。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来讲,本研究将经济学以“理性”、“效率”为导向的组织研究范式与“权力”、“模仿”及“合法性”在组织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论比较分析。设立开发区是中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经济行为,既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也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强烈影响。因此,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社会学分析对理解地方政府行为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