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基层国社权力关系研究,多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研究发现。此结论虽多基于鲜涉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得出,但即使关涉居民核心利益,也仍是国家主导。强国家是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但探讨强国家何以可能或根源的研究却罕见。鉴于此,本文以关系居民身家性命、引发社区恐慌、中央地方共抗的“非典”为例,透视上海小区“抗非”动员,研究强国家何以可能的实现机制。分析指出,基层社区层面,国家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的体制设置,进行行政代言,实现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伸展,进而行政权力合法性获得认可,威权得以巩固。在私人领域,普通居民对居委会-楼组长网络认同缺失,自组参与亦困难,若参与唯有在国家构筑的体制框架内行动,制度壁垒使普通居民参与受限。在公共领域,国家操持媒体话语,通过认知操控,建构居民对“非典”危机不深的认知偏差和对国家“抗非”表现的信赖。体制设置、制度壁垒与认知操控,共同型塑上海“抗非”时期国家主导、国强社弱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