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Talmy(1991、2000)的二分類型學到Slobin(2004)的三分法,再到分事件、分子域進行考察,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多樣性隨著研究的細化逐漸顯露。沿著這一細化研究模式,本文以漢語自移事件中方式、路徑的共現表達爲切入點,重新界定了二者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對不同路徑維度、不同方式義域及其共現類型做了古今語用傾向的對比調查。文章主要得出以下三部分結論:第一,路徑是運動事件的核心,表達動體與背景之間的相對位置闕係。路徑和軌跡應該加以區分:軌跡是對行爲過程的刻畫,而路徑强調行爲結果。所以“拐、轉、徘徊、盤旋”等應該是軌跡動詞而非前人所認爲的含路徑義動詞。任何維度的路徑都能和方式共現,但構向和指向類路徑義不能詞化在綜合性詞彙中。古今對比上,路徑動詞向封閉性發展,而路徑介詞得到擴張;隱性編碼中,上古漢語常採用綜合性詞彙(“奔[運動方式+離開/往至]”),現代漢語偶見框式編碼(“跑屋裡”)。第二,方式是附事件成分,居於附屬地位,刻畫了運動的過程。“方式+路徑”在意義架構上對應於“過程+結果”,剛好符合時間順序原則。細化概念域後,我們發現不同概念域之間的演變傾向是不均等的。方式動詞根據語義類别可分爲古>今、今>古、古無今有三種古今差異類型。現代漢語方式動詞的豐富程度並没有之前籠統統計下那麼凸顯:一方面高頻詞“走”不提供新信息,更多是爲了滿足“過程+結果”語義模式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上古同義詞的區分對現代生活來説已非必須,所以出現古>今的局面。第三,共現表達的類型差異。從Slobinian類型學角度,漢語始終是路徑凸顯型語言。路徑信息逐渐從綜合性詞彙中分離出來,方式編碼更爲純粹。在雙音化與動趨式發展的推動下,二者都被重新分析,甚至能出現“登下”這類相矛盾的組合結構。從Talmyan類型學來看,由古到今漢語呈現出由並立型向S型演變的趨勢,其中伴隨性行爲的疊加模式由E型轉向S型,非伴隨性行爲經歷了綜合型到S型的轉變。可見,即便在同一子域中,編碼類型也會因方式義域的不同而產生差别。句法成分“而、以”和“著、地”對類型的轉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文末還提及了語體對編碼類型的影響,和有待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