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将会保持高位增长态势,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将会对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较大压力。制造业作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在带来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强负反馈。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占工业总体碳排放比重已超过66.7%,如何实现制造业的碳减排便成为学术界迫切需要应对与解决的难题。然而,中国制造业碳排放行业差异显著,高碳制造业具有显著的行业“碳锁定”以及高碳区域锁定。2000年—2016年间,制造业中的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冶炼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碳排放占整个制造业的累计比重由81.59%上升至89.65%,高碳制造业的高碳排放省域(河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以及辽宁省)碳排放占30个省市碳排放累计比重由37.5%上升至45%。因此,厘清这些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的成因,并对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高碳区域锁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对实现高碳制造业行业以及高碳区域“碳解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中国高碳制造业是否存在行业“碳锁定”以及高碳区域锁定,并且驱动“碳锁定”的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出发,基于能源消费数据核算2000年—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外)制造业30个部门的碳排放,在此基础上识别高碳制造业,并判定高碳制造业是否存在行业“碳锁定”现象。其次,通过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以及空间关联特征判定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是否存在高碳区域锁定。再次,本文基于路径依赖与“碳锁定”理论、区域要素禀赋差异理论以及“污染天堂假说”,构建中国高碳制造业“碳锁定”及其驱动因素分析框架。然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别对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以及高碳区域锁定的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识别驱动高碳制造业行业以及高碳区域“碳锁定”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依据实证研究结果,分别对高碳制造行业以及高碳区域提出针对性地碳减排措施,以期实现中国高碳制造业的“碳解锁”。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行业“碳锁定”以及高碳区域锁定,且锁定强度持续增强。其中,高碳制造业主要锁定于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冶炼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高碳区域主要锁定于渤海湾(辽宁、河北、山东)以及中部(山西、河南)等省域。(2)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具有较强的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其中,碳排放全局Morans’I指数较高并呈现轻微波动的特点。局部碳排放“H-H”(高-高)集聚省域由4个增至6个,集聚区由华北平原延伸至渤海湾,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正向邻近作用不断增强,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加深。(3)中国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各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依赖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体的碳基技术是导致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的关键因素。重碳化的产业结构、固定投资以及外商投资的增强是导致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的稳定因素,且作用强度持续增强。经济规模、资源禀赋以及政府干预对高碳制造业行业“碳锁定”的作用强度呈现下降趋势。技术进步有助于高碳制造业实现行业“碳解锁”,且作用强度持续增强。(4)同一驱动因素对不同高碳锁定省域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存在差异。固定投资额增加是导致高碳省域“碳锁定”的关键因素。重碳化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高碳省域的“碳锁定”。资源禀赋对河北、辽宁、山东以及山西“碳锁定”的作用强度有所下降,却是导致河南省高碳锁定的稳定因素。除辽宁省外,外商投资增强加剧了其它高碳省域的“碳锁定”。技术进步有助于高碳省域实现“碳解锁”。(5)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有助于科学合理地提出高碳制造业“碳解锁”措施。革新碳基技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高碳制造业的行业“碳解锁”。改善投资利用方式,提高科技研发水平是实现高碳制造业“碳解锁”的有效手段。提高环境规制能力,实施合理的碳税政策能为高碳制造业实现“碳解锁”提供制度支撑。此外,重视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制定高碳制造业碳减排措施,能为地方性高碳制造业实现“碳解锁”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