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全球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很多欠发达经济体逐渐被边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两极分化加剧。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统筹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推进区域经贸合作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倡议,不仅能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对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与和平意义深远。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面对国际新格局、新形势,今后中国对外开放领域要“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虽然近年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不断提升,且在沿线各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逐年攀升,但在全球贸易恶化的背景下,如何在推动沿线各国发挥地缘优势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产业升级与调整,提升投资效率与质量,更好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目前亟需深度研究的问题。为实现国际间生产要素和资源有效配置,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及资源配置效率意义重大。首先,本文探讨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整体状况,并从投资区位选择、产业分布、投资企业以及投资方式等方面总结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其次,借鉴传统引力模型和生产函数,基于46个沿线国家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利用Stata、Frontier等软件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就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再次,对前文构建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投资非效率项进一步探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基于样本回归结果、测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并据此进行投资潜力估计。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未来投资趋势稳中向好;(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与东道国经济实力、是否有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正向相关,与双边地理距离负向相关。同时,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加入WTO、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政府效率、法律监管环境等对投资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3)中国对沿线区域内国家直接投资效率整体偏低,且投资国别差异没有收敛的态势,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效率最高,而对西亚和北非地区投资效率整体偏低;从不同经济体制类型来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规模、效率均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基于上述结论和存在问题,本文从多个角度出发,为保障“一带一路”推进的可持续性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