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之后,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以往仅以语言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被突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文化层面来进行翻译研究,更加注重考察翻译与文本外部世界的联系。翻译操控学派的研究学者将翻译放到目的语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文化背景中,深入研究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作为翻译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改写,而改写就是一种操控,操控作用主要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操控作用最明显的因素是意识形态。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仅是一位有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翻译家。他不仅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翻译理论,写了《论译书》、《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有名的论述翻译的文章,还亲自进行翻译实践。他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曾引起巨大反响,将政治小说这一原本中国没有的文学种类引进中国。因此,有必要对梁启超这一代表性的译作进行研究。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主要从翻译操控三要素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方面来对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进行研究,探讨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对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整个过程的操控作用、包括对其选择翻译文本的影响,及其在具体翻译时对原文的各种增删改写策略。通过分析和对比,本文发现在晚清“救亡图存”的主流社会思潮背景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选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也符合他个人救国新民、宣教启蒙愿望的需要,这个选择正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梁启超个人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梁启超对原文中诸如涉及中国的不好言论、对日韩的言论、对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的言论以及对其中的人物形象等进行了多处的改写,这些改写也都是受到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本研究以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为案例,进一步验证了翻译操控学派提出的理论,即翻译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它必然被烙上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中意识形态的操控,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不管是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还是具体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