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思潮发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国家富强成为宪政首要的价值诉求。而根据社会进化论理论和国家有机体思想,国家能否富强直接取决于组成国家的“民”的力量的大小,因此需要以“自由”来解放民的才能,于是个人自由便成为了促进“民智民德”以达到国家富强目的的手段。这就是近代知识分子思考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维逻辑,也是中国近代宪政独具特色的理论基点。个人自由是因为有助于国家富强才被认可的,反过来说,与国家富强的最高价值标准不一致的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就只能成为被“舍弃”的对象。与在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以保障人权为旨归的西方宪政不同,中国近代宪政孜孜追求的是国家富强价值目标统摄下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宪政来说,最为关键的不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构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以期同时增进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由此引发出了中国近代宪政在民主和权利的理解、权力结构的设计、民意合法性作用机制以及宪法与政府关系等方面的诸多特点。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缠夹交织的宪政思潮中,梳理、解读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这些特质。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组成,其中正文共五章。第一章中国近代宪政的语境中国是在西方的武力威逼下,被动地走向近代化的。社会进化论通过解释当下的危机处境和描绘未来的美好图景,激发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对实现富强图景的手段的探寻,是在“试错”中层层推进的,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转折,宪政取代洋务最终被牢固确立为达致国家富强目标的工具。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宪政,一方面需要思考宪政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观”的思维范式,思考如何利用和转化传统文化。第二章中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点个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预设和追求,是中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点。利益一致性预设弥合了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为独特的宪政价值体系提供了正当性论证。儒家视野下的群己关系,是近代中国追求个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传统文化资源。因为个人利益维系于国家的存亡强弱之间,因此,国家富强优先不是不关心个人自由,而恰恰是对个人自由更深沉的关怀和更实际的考虑。这就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他们大多同时是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第三章宪政理论中的民权与民主民权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既可以辅助君权,又可以转向民主。民主的涵义经过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被凝练为“反君权”和“多数人统治”;在君主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后,民主的反君权涵义也随之消退了。多数统治的民主依靠的不是“规则”而是“力量”,因此它要求国民的积极参与。五四时期,阶级分析的视角以及经济民主的引入,民主观念经历了转化,最终稳固下来的新民主主义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近代民权思想一脉相承,具有工具理性、集体主义、集权主义以及经济本位的特质。第四章宪政制度设计的特点个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预设以及国家优先的集体主义视角,是中国近代宪政的根本特质所在,具体的制度上的特点都是这一根本特质的内化和具体化,包括:通过阶级分析、联合执政、代表制等方法和制度,追求并表达利益一致性;权利具有道德性、工具性和义务本位的特点;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设计;军事权与宪法、政府、政党的关系;经济制度与民主、宪法的关系。第五章民意机制与合法性民意机制包括民意合法性机制和合法性之外的民意机制。西方的民意合法性内化在了宪法(统治规则)之中,因此政府(统治者)行为必须符合宪法,此即为宪政政府;近代中国将民意合法性授予了“统治者”,因此统治行为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合法性之外,在议院制度中的民意表达机制因“议而不决”而失灵后,舆论中的民意表达成为合法性更替的主要推动力,不过这一民意合法性更替不是从统治者向统治规则的转化,而是从统治者甲向统治者乙的转移。将民意合法性从政府转化到宪法,解决宪法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宪政理想,而培育具体的、“对事”的、既议且决的民意机制是实现这一宪政转型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