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公众新闻”思潮。 对媒体来说，即是由公众而不是由记者来设置议程，具体表现为媒体组织公众参与包括选举在内的各项公共事务，在一个充分沟通的媒体平台上寻求公共事务的解决办法。 论文的各部分力求从逻辑上层层深入、环环相扣。首先，通过对美国实践公众新闻的媒体的个案解读，描述了公众新闻在美国发生发展的概貌，进一步归纳出公众新闻的特点，并原创性地把公众新闻的内涵阐释为“以‘公众’为导向的媒体行为集合，它既是一项使新闻报道更贴近公众的技术，又是一个通过信息传播优化社会发展的理论；既是一种媒体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又是一种媒体引导公众实现自治的信仰。接下来，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公众新闻产生的根源，认为“公众新闻”的导火线可以看作是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媒体的糟糕表现而引发的媒体自省，而其真正的社会根源应该回溯到美国新闻史的具体时期寻找答案。 纵观美国新闻演进的历史，从殖民地时代的公众新闻乌托邦，到政党报刊时期的公众新闻缺位，到黄色新闻时代的公众新闻畸变，到黑幕揭发时代的公众新闻探索，再到专业主义时期的公众新闻僵化，乃至21世纪对公众新闻的呼唤，用历史纵向分析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美国公众新闻萌芽——被扼杀——再萌芽——被压制——再发展的曲折发展历程。紧接着，用历史横向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制约公众新闻发展状态的社会因素的消长，包括美国新闻产业的发展、媒体—政治格局的演变、媒体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转型，这些因素分别为公众新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必要性、可行性和必然性。 公众新闻发展的历史必然与现实困惑形成鲜明的对比，公众新闻具有的历史优势并不代表其在实践中所向披靡，相反，对公众新闻的质疑此起彼伏。与多数反对意见不同，笔者认为公众新闻的本质困惑并非偏离了新闻客观性，而是与个人化、戏剧化、片断化和媒体-政府微妙共谋的新闻信息倾向性之间的博弈取舍。媒体如何在公众新闻实践中避免信息倾向性，本文提供了三套解决方案，即培养有媒介批判思想的受众、改进守门人的操作方法和增加政府规制。 公众新闻的发展及其研究有多维层面的意义。公众新闻凭借其自身的特点，已经成为主流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与传统新闻理论、媒体的社会责任论、调查性新闻、公共服务媒介等有着细致的区分。公众新闻对于媒体角色转换、新闻实践、社群和公众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民生新闻的流行乃至社会的多元转型也有重要的影响。 公众新闻与社群主义哲学密不可分，公众新闻的实践是对社群主义的信仰，是对真理的叩问，亦是对民主进程的推动，这样的努力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