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翻译和中华典籍英译可接受性的大量研究发现,目前从译文读者的角度,针对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量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论语》文本特征出发,以可接受性理论为依托,并将读者纳入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评估模型中,提出了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及其差异。本文的可接受性是指读者基于原文和参考译文,对译文的形式和意义是否理解和是否接受,既考虑文本内的译文质量因素;又考虑文本外的读者因素。本文将《论语》译文读者分为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外国读者为目的语读者,母语为英语,主要是来自孔子学院的学生、在华留学生和外教;中国读者为从事多年英汉翻译研究的多所高校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本文选取了刘殿爵的《论语》译本作为“参照译文”,让译文读者对机器译文分别从词汇、句法、语义、主旨和总体可接受度进行打分评价。以针对性的问卷调查、访谈法为手段,调查了《论语》机器译文在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接受测试者包括外国读者32名和中国读者37名。通过数据分析和文本比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机器翻译典籍译文的可接受性差异,以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在其分析的基础上,为机器翻译典籍研究和中华典籍文化的外译提供建议和策略。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度为基本接受,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整体可接受度比外国读者的整体可接受度更高。外国读者评价机器译文更关注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中国读者则更关注句法层面和主旨层面。(2)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性别、汉语水平、《论语》阅读情况、机器翻译使用频率对机器译文总体接受度均没有显著差异,即说明二者的可接受度有一定的容错性。机器译文越容易“获得主旨,越符合”、“意义准确”这个翻译标准,中国读者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程度则会越高。(3)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评价因子与机器译文质量总体可接受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国读者的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中国读者的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4)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有效。在外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69.1%;而在中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92.3%。这充分说明,将语义和主旨评价因子引入读者可接受性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5)《论语》的翻译不仅要注重形式对等,更要注重意义的对等。从机器译文质量评析来看,机器翻译在词汇和主旨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欠译和错译的问题。有些词汇译文在形式接近原文,但意义却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术语翻译较为准确,但与人工翻译对比,其意义还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个问题应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术语(尤其是文化术语)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文化意义才能正确地传达给读者,否则往往会引起文化的误读。机器翻译在句法和语义层面多存在漏译和错译问题,这是导致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机器译文在句法层面多存在“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语篇缺少连接词、修辞效果不佳、文学风格不足。这些不仅是读者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是机器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6)以往的可接受性研究只停留在机器翻译典籍的文本类型和适用性的讨论上,未在文本比较层面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机器译文质量。本文基于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可接受度,对比人工译文,在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层面对机器译文进行了质量评析,并指出影响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质量评析应重点关注两种情形:一是形式对等,意义不对等;二是形式不对等,意义不对等。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鼓励大数据技术与典籍英译结合研究的同时,希望引发更多的学者对中华典籍与机器翻译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