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重修教科书、参拜经过神社,企图修正历史,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向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和防卫大纲,建设“强日本”。这些已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潮流兴起并趋向高涨的标志。当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领土争端时有发生,研究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日本外交政策的动向和发展趋势,理性对待中日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与矛盾,从而制定合理的对日方针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借鉴与指导。鉴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本文首先对民族主义相关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以期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另外,本文针对民族主义不同变量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组合,将民族主义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形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将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因素和环境性因素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层次分析框架相结合,分别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社会层次、个人层次对其进行阐释,为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动因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因素来看,民族主义与国家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先后在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国家目标导向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别经历了内向-依附-自强、外向-依附-防守、外向-依附-进取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形态。从民族主义兴起的环境性因素来看,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由国际新格局的不平衡性、国家地缘环境的特殊性、国内矛盾和社会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精英和财界的动员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在国际体系层面,全球化进程带来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近距离“他者”的迅速崛起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外部动因；在国家层次,日本地缘环境的封闭性和脆弱性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间接动因；在社会层次,日本政治领域弊端丛生、经济增长缺少活力、学界和媒体绑架民意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内部动因；在个人层次,政治文化精英的悉心引导和财界精英的推波助澜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通过多种途径对日本外交产生影响。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分别通过政治精英、公众舆论、外交决策机制影响日本外交理念、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其发展与高涨不仅会增强东亚国家政治安全的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格局的平衡性面临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