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呐鸥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第一人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但因其出生于1905年的日本殖民地台湾,且在当地被称作“台南第一世家子”,加之后来的作文、行事,使得他背负了深重的身份原罪:既不同于左翼作家,也不同于民族主义作家,而被标识为“第三种人”,最终被主流意识边缘化。究其原因,首先,他的民族立场为国人所不耻;其次,长期以来国内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了城市的重要性。因此,刘呐鸥就成为了一个与主流意识不合的“第三种人”。随着近些年来“城市意识”的发展,新感觉派呈现的都市审美倾向越来越被重视,本文因此立足于刘呐鸥的生平行止与文艺书写,辨析其“艺术本体论”之成因,以期淡化他身上的各类标签,还原和丰富其作家形象。对刘呐鸥的文艺观进行溯源,要从他的身份说起,他的身上显示出了资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双重特点。生活中刘呐鸥是一个自命风流的现代人,同时也是一个心底无国界之人,于是他在日本新感觉派的教义中找到了共鸣。他的作品继承新感觉派的写作方式,不追问人物的来历与去处,以“感觉逻辑”替代“理性逻辑”。作者在写作时无目的地漫游,运用强烈的感觉搭配,营造出都市氛围。在意识的流动中,刘呐鸥的现实生活与他的作品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互文关系,而这种感觉的漫游状态也恰巧彰显了作者认同感的游移。对刘呐鸥的文艺观溯源,试图解释他与左翼作家团体、蒋介石国民政府以及日本军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原因,刘呐鸥作为一个不需要为物质生活奋斗的作家,不会像巴尔扎克那样在文学中思考现实生活的苦恼;同时,他希望借助艺术世界的掩护,回避内心深处有关国族认同的隐痛。因此,他与主流意识的关系从迎合走向决裂,最终投入艺术世界,是一种必然——殖民地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的双重身份,造就了刘呐鸥“艺术本体论”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又反作用于他的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从而使他逐渐成为所谓的“第三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