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企业到底承担多少税收”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承担很高的税收,已将企业逼向死亡;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企业的名义税负重,但实际税负轻。同样的,对“营改增”的政策效应特别是减税效应也是众说纷纭。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凸显;但在实际调研中,很多企业却认为“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事实上,无论是学者对中国企业真实税收负担水平的不同评价还是政府对“营改增”减税效果的估计与企业真实感受的不同,都源自于对间接税税负转嫁与归宿情况的不同理解。理论上,间接税是一个转嫁性质的税种,企业是纳税人而不是负税人,消费者才是实际的税收承担者。实际上,由于产品的供求关系以及企业议价能力等原因,使得间接税转嫁的实现以及转嫁程度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以将全部间接税转嫁给消费者。因此,正确估计中国间接税的税负归宿关系到对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的正确认识,也关系到对“营改增”等间接税税收政策效应的客观评价。本文基于税负不完全转嫁的视角,构建了间接税税负转嫁模型;在估算各行业税负转嫁系数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业间的税负转嫁系数矩阵;而后用该模型分析了中国间接税的税负归宿,并以此为基础评估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收入再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论文得出了如下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结论:(1)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取决于产品的供给弹性、需求弹性以及行业的市场势力。行业的供给弹性越大、需求弹性越小、市场势力越强,相应的税负转嫁能力就越大。从测算结果看,大部分行业只能将税负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仅有食品行业以及建筑业和石油业等垄断性行业存在超额或完全转嫁的情况。(2)行业名义缴纳的间接税税负并不等于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负。从产业层面看,一、二、三产业的名义间接税税负分别为0.10%、4.84%和7.20%,但其实际间接税税负分别为1.44%、4.24%和8.03%。上游税负转嫁系数、行业自身税负转嫁系数以及最终使用占比是决定行业实际间接税税负的主要因素。(3)间接税由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共同承担,其中企业承担了 73.72%,最终消费者承担了 26.28%。企业的税负转嫁系数是决定企业承担比例的主要因素。(4)从整体上看,企业实际承担了 3.98%的间接税税负,但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第三产业企业承担的间接税税负最重,平均高达6.14%;其次是第二产业企业,为2.99%;最后是第一产业企业,为1.13%。上游税负转嫁系数和企业自身税负转嫁系数是决定企业实际间接税税负大小的主要因素。(5)从整体上看,最终消费者实际承担了 5.98%的间接税税负,但在不同最终消费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城镇居民承担的间接税税负最重,平均高达7.27%;其次是农村居民,为6.89%;再次是政府,为6.16%;出口承担的间接税税负最轻,仅为4.15%。消费结构的不同是导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政府三个最终消费主体间接税税负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出口承担的间接税税负最轻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6)从整体上看,间接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但在城乡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MT指数、Suit指数和GE指数显示,间接税对农村居民的累退性高于对城镇居民的累退性。消费结构的不同是导致城乡不同累退性的主要原因。(7)“营改增”有助于降低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负。对企业的减税效应而言,“营改增”对第三产业企业的减税幅度最高,为1.19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二产业企业,为0.34个百分点;最后是第一产业企业,为0.25个百分点。对最终消费者的减税效应而言,“营改增”对出口部门的减税幅度最高,为2.01个百分点;其次是城镇居民,为1.38个百分点;再次是农村居民,为1.34个百分点;最后是政府,为0.53个百分点。(8)“营改增”有利于改进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公平并改善居民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