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投资决策是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起点，所以它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筹融资决策和股利分配政策，还会影响到公司健康长远发展。然而，由现代企业制度引发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使得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于企业的投资过程中，非效率投资又包含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但是过度投资对企业的危害最为严重，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针对过度投资的研究越来越多，涵盖的范围包括成因、后果，最主要的是对过度投资制约机制的研究，而在制约机制中，公司治理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如研究董事会的领导结构等公司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投资行为不仅仅受到外界的经济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规模、资金状况的影响，还会受到公司的投资决策的影响，而公司的投资决策会受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高管）的影响。　　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在缓解公司代理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居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和利益出现不一致，这时，为了协调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董事会的建立就很有必要了。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将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而外部董事又分为关联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以往的研究很多都是关于独立董事，而对于受大股东或对公司经营决策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委派的关联非执行董事的研究甚少，但是关联非执行董事代表的是委派方股东的利益，在对管理层的监督上可能更加独立，所以，相对于独立董事，关联非执行董事可以有效发挥监督经理人的作用。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从董事会成员治理效应的角度出发，对关联非执行董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后面的研究中加入了两职合一、股权制衡度与股权性质这些调节变量，具体思路如下：首先分析了中国A股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的投资状况及原因；其次，研究了关联非执行董事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再次，将样本按照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进行分组，考察两职合一对关联非执行董事发挥监督抑制作用的影响，最后，分析了股权制衡度作为调节变量对关联非执行董事抑制过度投资的影响。另外，本文还将样本按照股权性质进行了分组，分别考察了国企与非国企中关联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根据其他学者的经验和我国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相关回归模型来研究我国A股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情况及其约束机制。相关的实证结果如下：1.我国过度投资现象比较普遍并且比较严重；2.关联非执行董事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关联非执行董事比例越大，过度投资程度越小；3.在两职合一的一组中关联非执行董事与过度投资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两职分离的一组中，关联非执行董事与过度投资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两职合一，两职分离能加强关联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4.股权制衡度与关联非执行董事的交叉项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股权制衡度越高，关联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明显；5.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当中关联非执行董事对于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贡献：（1）本文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关联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监督的作用机理和路径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往主要用独立董事比例作为董事会独立性的代表来研究董事会的独立性，而实际上，董事会成员有三种——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关联非执行董事，由于相比于独立董事，关联非执行董事是由大股东和对公司经营决策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委派的，更独立于管理层，所以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会更强。（2）本文的研究把董事独立性进行了扩展，不仅仅独立董事对管理层有监督作用，关联非执行董事与管理层之间的独立性使得其也能够有效的监督管理层。（3）两职合一的董事会领导结构会对关联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产生影响，能够更理性的看待两职合一对公司治理的影响。（4）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不同的股权制衡度下，关联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过度投资的作用机理。（5）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能够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而且为我国监管机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