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追溯梁启超报刊活动的演变轨迹(1896-1907),意在探究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中,中国近代报刊在提升人的现代化问题上所作出的杰出努力,并试图勾画出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三份报刊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递嬗的过程。以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为理论框架,旨在研究梁启超主持的这三份重要报刊《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人的现代化”这个议题上的演进逻辑。研究表明:“人的现代化”贯穿其中,三份报刊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联,《时务报》创下的规模,在《清议报》上得到继承和改进;《清议报》是《新民丛报》的前身,梁启超早年提出的一些观念和理论,要到《新民丛报》时期才趋于成熟,并进一步加以发挥。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重在“开官智、求自强”,以唤起舆论的关注;浸润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清议报》不仅重在让国人“知时局”、“厉国耻”,更以“倡民权”和“开民智”为其旨归;《新民丛报》更是继承了《时务报》所开创的规模,《清议报》所标榜的“倡民权”和“开民智”的宗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民丛报》直接打出“新民”的旗号,令时人观听为之一耸,且惠泽后世。具体落实到本文所要涉及的内容,即:中国近代报刊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本文的编排也体现了这种信念。(“人的现代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形式,由“开官智”、“振民气”和“新民德”次第完成人格发展)即:在《时务报》看来,当务之急在于开通风气,启发官智;作为海外论坛的《清议报》更是以激发“国民之正气”作为其办报之宗旨;《新民丛报》的关切在于培育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气质的“新民”。第一章,重在追溯人的现代化源流及其具体指标、探究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以《时务报》上的言论、译报以及女性解放话语来考察《时务报》在“人的现代化”的具体作为;第三章,以《清议报》上的言论及其极具特色的文体对话来考察《清议报》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的跟进;第四章和第五章重在阐述分析《新民丛报》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的发展,作为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刊,《新民丛报》所呈现的面貌,是《时务报》和《清议报》的继续发展及不断蜕变的结果,同时还吸收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杂志的经验。本文研究方法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质化研究和文本分析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