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灾难事件频发,媒体对灾难事件呈也进行了大量报道,呈现了一幕幕灾难图景。频繁发生的灾难事件使得人们感受到个体生存的风险,随着当前社会系统的日益复杂,伴随而来的是高度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本文以《人民日报》1949年至2009年有关自然灾难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梳理了60年来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历程和流变：建国初期至1978年期间对灾区的隐匿,《人民日报》对灾区的报道往往掩盖了灾区事实,灾情成为政治宣传的载体；1978年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的灾难新闻报道逐渐趋于正常,形成了新时期灾难新闻的新特点——以典型报道为主要表现形式,客观报道初步形成,回归灾难事件本身。2003年以后,灾难新闻报道得到进一步发展,灾难报道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日益开放,促使灾难新闻的改革得以延续和深入。本文认为,促使《人民日报》60年来灾难新闻报道所发展的变化,主要因素有三个——政府、媒体和受众。灾难,是人的灾难,带来的是人的痛苦与伤害,本文第二章重点分析了灾难报道中人的具体呈现。建国初期(1949—1958)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报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人物,几乎全是以救灾英雄的形象呈现,且人物身份大多是党员干部。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灾难报道中,出现的人物身份有两种,一种是救灾英雄,一种是普通灾民。救灾英雄的特质继承建国初期的模式,依然是具备高尚品格和奉献精神的人。而普通灾民的感受被忽略。文革时期,报道中的人物身份特征也是救灾英雄和受灾平民。其中救灾英雄当以党员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为主,普通灾民个体被忽视。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灾难报道中的主要人物身份发生了较之以前的变化,人物形象开始丰富起来,党员干部等依然是救灾英雄的形象,但是英雄的形象逐渐还原真实。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人民日报》对于此次灾难的报道,可以说是及时公开透明,并且体现了人文关怀。党员干部、子弟兵一以贯之作为英雄的形象展现,并且给以大笔墨的描绘。除此以外,对于灾民形象的关注报道首次出现较大比重。作为普通的灾民,报道中呈现了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而且每个人物形象都是鲜活的、实实在在的。《人民日报》六十年来对灾难中人的报道的流变,也反映对生命价值认识在发生改变。建国初始的时候,《人民日报》有过短暂的“正常”灾难报道,及时报道了灾情,描述了灾难带来的人员伤亡情况。之后,直到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灾难报道中,人的生命安全、个体的生存状态完全被回避,灾难报道中看不到人员伤亡情况,人的生命遭遇被隐匿在灾难的背后。文革时期,《人民日报》灾难报道中受灾的人们,一起变成了具有集体特征的人们,他们的生命价值在灾难报道中往往与畜、房屋、田地等一起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的灾难报道中,人的生命价值重新得到了呈现。从人畜伤亡到人员伤亡的回归,表明了灾难中实实在在的人的生命价值由刻意被忽视走上了得到关注的轨道,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它该有的关注和地位。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人民日报》的灾难报道中,个体的生命尊严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至此开始走入生命至上的年代。同时,在灾难中,人往往被作为集体的人呈现,人是模式化的、是异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灾难报道中呈现的人物,给人以真实和熟悉的感觉。第三章着重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分析60年来灾难报道的呈现,从“向自然开战”到“从大自然的惩罚中清醒”,摆正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大自然的惩罚让人们清醒,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意识到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大自然对人类的狂妄与肆意破坏做出一系列报复与惩罚之后,人类才开始清醒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结语中,总结分析了《人民日报》60年来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些继承和创新,比如始终贯彻着正面、积极的报道视角,树立典型的抗灾救灾群体和英雄形象。同时又有一些发生了变化：党和政府关怀,从“神”走向“凡间；”典型人物和英雄形象日益多元化；媒体报道理念的变化,从单纯为了宣传而报道灾难新闻,逐渐演变为“宣传+服务”的模式,逐渐重视媒体自身的专业性和自主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维系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媒介。媒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承担更多、更积极的职责和功能。在当今的风险社会中,灾难治理和应对的主体已经不能单纯依赖于政府,而应当是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应对。大众媒介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环境监测者和沟通政府、社会和公众间的桥梁,更应该积极介入社会风险的预警和治理,这是“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