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情感因素”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但由于情感因素中的社会性情感相比自然性情感更稳定和难以自我控制,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性情感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上。笔者认为社会性情感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而影响决策者商业信用供给的决策过程,所以本文假定“情感因素”可能与商业信用的供给水平显著正向相关,并且“情感”的强弱受到不同形式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影响,关系越亲密,情感表现越强烈,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也可能越多。笔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定性方法主要是通过“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来解析情感因素,笔者将“熟人社会”划分为“血缘型熟人社会”、“地缘性熟人社会”、“交往型熟人社会”三种,首先分析了三种“熟人社会”的内涵,进而研究三种“熟人社会”分别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定量的方法主要以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姓氏文化”、“交往型熟人社会”两个方面作为情感因素的量化指标,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研究情感因素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血缘型熟人社会”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商业信用供给水平的高低与组成熟人社会中血缘的亲密程度直接正相关,血缘越近,商业信用的供给程度平均而言就越高。具体而言,“姓氏文化”是血缘的外在表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姓氏”的高管在日常工作中相比其他姓氏更容易遇到同姓氏的客户,但“小姓氏”的高管一旦遇到同姓氏的客户,相比其他姓氏,其“姓氏文化”的作用程度最强;同时,同姓氏人群因为血缘关系更容易产生亲切感,这导致了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程度与高管姓氏的全国人口数量呈U型关系。“地缘型熟人社会”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无论是因出生居住地还是新居住地而产生的“地缘”程度都会随着关系主体双方所属地理范围的层次有强弱之分。“地缘”越强,企业决策者的“乡情”越强烈,就越容易受情感作出非理性决策,企业更容易提供商业信用。“地缘”强度不断提高就会升华到血缘的层面,这样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就更大。“交往型熟人社会”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交往型熟人社会”中关系的亲密程度会因以下三个原因变强:(1)两个“熟人社会”之间发生联系的关系种类越多,数量越多,也就是交叉的厚度越厚;(2)两个熟人社会”之间发生联系,跨越的关系种类、数量越小也就是交叉的长度越短;(3)接触的时间时间越长。以上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企业的决策者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变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供的商业信用程度平均而言就越大。具体而言,公司成立的年限作为“交往型熟人社会”的外在表现,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成立的年限越长,关系网越广,私人关系就越明显,企业愿意提供的商业信用程度也越大。通过上面的结论,可以知道商业信用供给水平受到了情感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显著影响。商业信用的供给应该以经营性动机这种理性思维来决策,情感这种非理性因素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决策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商业信用的供给水平高于理性的正常水平,因此企业的资金成本会增加,企业的效益会降低;同时“情感”也可能导致商业信用供给程序弱化、甚至忽视了重要的风险评估。因此企业应该制定严格的制度来防范“情感”对商业信用供给的负面影响,重点关注信贷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和客户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根据关系程度的不同,制定不同的保证独立性的控制手段,为了防止长时间接触、关系延伸产生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企业需要实行定期轮岗制定和必要的岗位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商业信用的供给水平受情感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