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化诞生以来,人对自身的认识与塑造便从未中断。在西方社会,如果说古希腊时期被看作是神具有人性、人具有神性及总体性的“黄金时代”,在此自然与文化、感性与理性似乎处于圆满的交融之中,而中世纪的人生活在上帝、教会和贵族的权威下,由神旨及出身所决定,那么,酝酿己久的启蒙运动之后,人逐渐成为世界的推动力,拥有了更大的自决空间。德国的启蒙思潮相对较晚,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和转型都出现在十八世纪,也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许多新的学科得以建立,知识秩序发生转变。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普拉特纳为代表的“哲学医生”建立了德国的人类学,赫尔德、康德等哲学家也主张推动哲学转向人类学,从而促使关于人的知识大量生成。相应地,与人类学话语相关联的教育学话语同样开始兴盛,这对设计人、培养人或促进人的自我修养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文化学的基本视角出发,以“知识”这一关键词为切入点,考察的问题是德国1800年前后对人的构想如何生成。将范围限定在1800年前后,一方面是试图打破传统文学史既有的时代、流派划分,而代之以历史语境的问题视角进入一段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所反映出的对人的构想问题尤为典型。对人的构想包括对人本身的思考、探究,以及对人的培养、塑造,因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当时的知识秩序中由人类学知识、教育学知识及文学作品构成的知识复合体如何生成,以及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考察三者如何共同作用于对人的建构。在研究中,尤其着眼于呈现文学的特殊地位,所论述的三部叙事作品分别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让·保罗的《黑斯佩鲁斯或四十五个狗邮日：一本传记》和博纳文图拉的《守夜》,三部小说风格迥异,却都涉及对人的关注和设想,对异质、多元的作品的选择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时代风貌。知识作为文化和记忆的承载者,’是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素。知识在现代、后现代话语和当前文化学的语境中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开放性,它与文学之间原本较为明显的界限渐趋松动。在德国当前的研究中,知识己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样式。论文的第一章考察的就是文化学视野下的知识问题,在对文化学进行简要介绍之后,考察知识这一概念的词源及发展流变,梳理动态的知识史脉络,着重介绍当前的研究状况和论争,在此基础上界定本文所谈的知识。接下来,具体分析知识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变化,并探讨当前研究语境中知识与文学的交集,对这种交互关系的把握有助于为文学研究增添新的视角。论文第二章着眼于1800年前后这个时期对人的认识与塑造,在对历史语境中的知识秩序综合把握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当时的人类学话语及教育学话语如何生成。作为一门研究人是什么的新学科,人类学承载着认识、理解人的功能,而对人的教育无疑建立在对人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以人可被教育、具备学习才能和趋向完善的可能为前提,因而本文把人类学视为教育学的基础和前提。此外,人类学、教育学与文学之间始终存在交换,因而本文所谈论的知识复合体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运动之中,有不同层次的交错和连通。文学、美学对人类学和教育学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章在具体考察时代的人类学和教育学话语时,不仅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而且也着眼于探究它们在时代语境中如何生成、如何构建,并将它们划分为几个主要方向,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个复杂多元的转折期内关于人的知识型。在把握时代的“人类学转向”与教育学热潮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三章至第五章着重探讨三部文学作品。第三章涉及经典修养小说《学习时代》,作为当时的知识秩序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它范式性地展现了一个人——而非艺术家、政治家、学者或市民——受到全面塑造的过程,展现了个体在自身禀赋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渐趋完善的复杂过程。本章着重探讨了主人公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取的修养、教育知识有哪些,以及小说如何回应当时人类学领域对“完整的人”的关注和讨论,小说的方案与教育学家的理念有何张力关系。第四章的考察对象是让·保罗的《黑斯佩鲁斯》,相对于《学习时代》的范式性构想而言,它生成了另一种修养话语,主人公注重内修,以无限的想象力为立身之本,飘浮于美德和爱占据的“第二个世界”,与文本外的人类学和教育学话语形成更大的张力。小说着眼于游离在贵族及市民生活空间之外的人,即摆脱了政治算计和实用维度的人——具有“美丽灵魂”的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小说将现实与想象,自然与艺术杂糅,提供了独特的美学认知模式,具有“三颗灵魂”的主人公维克托代表着一种“诗学医生”方案,这种方案与“哲学医生”对人的设想既有关联又有差别。第五章的研究重点是博纳文图拉的《守夜》,小说中摒弃外界、生活于黑暗空间的守夜人(主人公)的想象力不再指向对更高事物的期许,更不再是与理性相结合的要素,而是延展至神秘、纵深的幽暗世界。其中呈现的人之形象是支离破碎、荒诞可笑的。如果说《黑斯佩鲁斯》针对理性方案提供了另一种对人的塑造可能,那么《守夜》则否定了所有运用理性塑造人、完善人的尝试,对当时的教育学话语充满反叛和讥讽。积极的人类学观和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身上被压抑或排斥的东西的描画和对僭越的坚持。而正是由于小说将“负面”、“病态”的东西纳入对人的认识之中,才使对人的理解具有了更广的维度。无论是主张以上三部小说代表着文学的一种走向,即由外转向内,从重视高贵、美德过渡到探索阴暗、堕落,从追求完整性过渡到尽数呈现分裂状况,还是认为它们更多是并存于这个时期,在共生的关系中作用于文学场域和历史语境,都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它们代表着各异的文学方案对人的构想,与时代话语处在一种张力十足的关系之中,这种复杂关系在具体分析几部作品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应的展现,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学视角指导下文学分析的研究实践成果,也可看出文学对时代人类学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的独特贡献。文学作品的功能远不局限于提供生活指南,或者如规范性的学科那样规定人的理想状态,而亦着眼于呈现人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这种丰富包括理想而光明的均衡状态、诗意的内心状态,同样包括幽默的破界行为、黑暗的边缘状态,以及与所有理想相隔离的真空状态。其中展现的不仅是人类学学说中“完整的人”,或者片面的、被降格的、处于危机中的人,而是多元而开放的矛盾体。人的复杂,尤其是边缘状态的复杂,在虚构空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时代的知识复合体中如果缺少文学的参与,对人的形象的理解和建构将会有无法弥补的缺失。而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学科话语提供了一定的坐标,才使文学有反叛和越界的可能,如若没有对照,便不存在张力,没有应然,便没有或然。重构时代的话语样态和探讨文学的多元建构作用,二者皆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