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监管机构致力于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证监会“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改革方向给了证券交易所更大的施展空间,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各类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及时问询的问询函机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监管方式。本文从权益资本成本角度对我国监管问询机制带来的经济后果展开探讨,意在理清现行监管问询模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及利益相关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文章对国内外监管函件及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后续涉及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与风险收益均衡理论展开了逐一论述。其次,在现有研究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年报监管问询、投资者信心、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探究可能的逻辑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假设。再次,以2015-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总样本,通过PSM进行进一步匹配,借助PCA建立投资者信心指数,接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在对主假设进行论证后,本文继续考察了年报类函件与分析师跟踪、重组类函件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进一步充实了文章内容。研究表明,与未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相比,收函公司在收函当年将面临更高的权益资本成本,投资者对收函公司的信心也存在明显不足的倾向。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年报监管问询→投资者信心→权益资本成本”这一作用路径。在进一步分析中,针对分析师跟踪情况的研究表明,分析师不倾向于选择被证交所出具年报问询函的企业进行跟踪预测;针对函件类型的扩展研究显示,与未收函企业相比,收到重组类函件的企业在收函当年面临的权益资本成本反而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证券交易所以问询函形式进行的监管并不会因其“非处罚性”而丧失效力。作为事后监管的一种主要手段,监管问询能够帮助投资者及时调整投资决策,也能够警示上市公司主动规范其信息披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