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格特·菲兹杰拉德被誉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誉为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来迈出的第一步”(Nowlin,2007：60)。这部小说引起了人们从写作主题、写作技巧、人物分析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的激烈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一部杰出的悲剧,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悲剧理论的角度分析它。本文运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悲剧的理论阐释《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而得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悲剧的结论,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一部悲剧能够更加广泛的被人们接受并欣赏。菲兹杰拉德在体现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发展。《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对20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以及人物的模仿,这一点符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是模仿的一种形式的定义。然而,菲兹杰拉德把亚里士多德模仿的范围从仅仅是行动的模仿扩大到对社会以及对人物性格和经历的模仿。遵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的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原则,盖茨比的命运实现了从好到坏的转换,而且在该原则的指导下整个故事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需包含一些要素。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运用并发展了这些要素：《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头有身有尾,这就完成了情节的统一；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盖茨比不十分完美和公正的性格得到了很好的描述；象征作为言辞的一种取代了隐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象在悲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本文也不再对此做详尽的分析。悲剧的这些因素营造了小说的悲剧氛围,强化了读者的悲剧情感,有利于悲剧效果的产生。除了悲剧的定义和成分外,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目的是引起恐惧和怜悯。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通过对结和解以及突转和发现的合理安排成功实现了引起恐惧和怜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