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人生价值、人生信仰、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法，都在重新寻求，重新衡量，取无定向，人各异趣。”基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变迁和立身处世的艰危，王粲思想也呈现出驳杂的特色—杂糅儒、法、道诸家思想，但其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属于儒家的；此外由于受到曹操通脱、务实观念影响，他在政治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理性精神和基于现实情势而适时调整的灵活性，可谓儒法兼取，礼刑互用。 王粲—生大体可分流寓荆州和归降曹操两个时期。总观王粲前后两期，文风颇见异同，成就各有侧重。评论王粲作品过去强调较多的是“发愀怆之辞”和“苍凉悲慨”，但用来概括其整个创作，却不够全面。《七哀诗》、《登楼赋》皆前期作品，是其“遭乱流寓”、“自伤情多”的“愀怆之词”，最能代表他前期的处境和心态。王粲后期人仕曹门得官进爵，“假高衢以骋力”，奔忙于“兴造制度”，就再没写出像《七哀诗》和《登楼赋》这样忧思深广的作品。后期处于侍从文人的特定职位，其独立人格、忧患意识相对减弱，其间王粲撰写了《太庙赋》、《俞儿舞歌》等应制奉和作品，多属贵游谀颂之类。不过《从军诗》中有感陈辞、抒发心志的部分，虽有夸张渲染，但慷慨豪壮的建安时代精神还是奠定了其诗歌的总体基调——乐观、进取、积极向上，体现出建安时代乱世文人的个性、情怀。总之，王粲的文学成就前期大于后期，后世所重者，大抵是其前期创作。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论粲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曹丕又云：“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与吴质书》)。王粲的创作有别于建安文章尚气的传统，气势不够壮盛，而独以情胜，尤其在对乱世悲情的表达上。他继承了“以悲为美”的传统美学观念，把悲情主题引向自然、社会、个体所关涉的各个层面，拓宽了文学抒情的深度、广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悲情主题，促进了建安诗赋由“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变。 建安是辞赋创作风气转变的重要时期，王粲是代表这—转变的重要人物。其咏物赋清美鲜丽；抒情小赋辞密而情真。王赋体制短小，题材丰富；以作诗法写赋，“意凄而情悲”。《登楼赋》代表了王粲辞赋创作的最高成就，是赋史上抒情小赋的名篇，由此奠定了王粲在建安赋坛乃至赋史上的崇高地位，刘勰列其为“魏晋之赋首”。《登楼赋》也标志着赋向诗的道路上的转变。《汉末英雄记》以汉末群雄割据为时代背景，采用传统史书体例，记录了曹操统一北方前汉末的一段历史，体现了王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英雄”概念的全面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