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迁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活跃于80年代中期,届时社会体制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促就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开展实施,即率先将稀缺资源投放到高效益区间以换取区域经济的飞速增长,瞬时间包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及资金在内的各生产要素迅速向该地区集结并产生规模效益,逐渐形成经济增长核心,再通过地域空间结构的依赖性与关联性特征带动经济发展次高区域社会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壮大。这种社会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直接导致我国人口、经济格局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各地区内部资源禀赋和经济存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倾斜。面对区际之间和区域内部巨大的经济差,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迁移群体出于对经济效益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毅然决定放弃农业生产迁移流动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劳动。但是,人口迁移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空间移动,与之相伴的迁移流量、强度会同时触发迁移始发地与目的地人口布局模式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本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为案例,迁移个体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地理学、经济学相关理论,利用统计资料与实地考察数据,研究县域人口迁移时空演变机制及迁移活动对区域内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求真实还原2004至2014年间石柱县迁移人口在区域内部的空间分布信息,为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主要结论有:(1)人口与经济分布呈非均衡发展之势。较之于重庆市各区县,研究区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人口密度低。分乡镇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西多东少。“北东—南西”向以西人口稠密、以东人口稀疏,且密中有疏、疏中有密,相互交叉。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度较高的乡镇依次是南宾镇、下路镇、临溪镇及三河镇,主要分布在沿江平坝、槽谷和低山区。不同地貌类型区的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差异。2004—2014年石柱县人口分布一直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达程度西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迁移人口基本特征与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相互交叉。迁移人口年龄集中在青壮年阶段,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以务工经商为由发生迁移占据绝对优势,人口多迁往高工资、高资源配置空间即省外,迁移后多从事低层次工作。人口迁移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且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区人口迁移整体上表现出较强劲的全局正相关性、空间聚集度不断上升,高值簇(热点区)的集聚效应较低值簇(冷点区)明显,空间异质性与结构分异持续增强。人口迁移热点区的时空演变特征由呈团聚状渐变扩展成呈沿江条带状和“北东—南西”带状分布,冷点区未发生大的突变。农村人口迁移热点区历经“离散―多核心”的发展态势,冷点区则呈收缩式散布在县境的边缘地带。(3)各内部因素对人口迁移的驱动力大小不一。尽管个体特征能够很好地解释个体的迁移行为且在模型中表现较为显著,但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总收入、劳动力数量、实际耕种面积,自然因素中的所在区域地形,社会经济因素中的非农收入比与道路连接度在个人做出迁移决策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外部环境大致相同的情况下,须结合多因素从全方位角度深入剖析内部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山区复杂的地形、特殊的人口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能搞“一刀切”,应区分不同情境一分为二地看待,例如:家庭负担与所在区域地形兼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特点。(4)人口迁移对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正负向效应。城镇地区历经石柱县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凭借良好的资源、经济条件逐渐成为人口、资金辐合地带,进而引发大量农村人口迁入。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流迁在促就迁入地、迁出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触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当正视人口迁移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并就消极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