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犯罪作为一种全新类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之后,正式走入刑法视野。当前有关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并不完善,对实践中打击极端主义的活动造成了困扰。本文围绕“去极端化”的根本目的,在平衡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就如何更好地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提出一些论证与思考。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极端主义犯罪概述。首先,从文义、法律规范和学理上总结极端主义犯罪的概念,极端主义犯罪指任何个人或组织追求某种有悖于主流的、绝对的价值观,并排斥其他任何价值理念,通过对他人采取暴力(存在必要的限度)或非暴力的手段,以促进其特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化,从而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其次,对极端主义犯罪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辨析,总结两类犯罪的异同点。极端主义犯罪对恐怖活动犯罪构成包含关系,两者差异表现在政治指向性、组织严密性、行为手段三个方面;再次,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分类标准划分极端主义犯罪的类型,包括政治极端主义犯罪、民族极端主义犯罪、宗教极端主义犯罪和其他极端主义犯罪。第二部分,极端主义犯罪立法考察。首先,对域外国家极端主义犯罪有关的法律规范进行考察,并总结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启示;其次,对我国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一是总结我国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特点,包括法益保护早期化、处罚范围广以及处罚严厉;二是对极端主义犯罪个罪的具体罪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极端主义犯罪立法价值。极端主义犯罪立法追寻的主要价值是安全价值,但是在安全价值目标之下暗含着人权保障的风险。因此,本文主张对极端主义犯罪立法价值作出合理修正,提倡以自由为前提的安全价值观。第四部分,极端主义犯罪立法不足。在树立以自由为前提的安全价值观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当前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立法模式不妥当;入罪模式单一;罪名体系不完整、个别法条设置不合理;刑事制裁方式单一。第五部分,极端主义犯罪立法完善。针对第四部分总结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论证与完善建议。主要包括:单独设置极端主义犯罪罪名;增设组织型、资助型极端主义犯罪,删除持有型极端主义犯罪;刑事制裁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增加禁业规定、完善安置教育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