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急剧增加,由此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对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造成了严重威胁。企业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主体,在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方面,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为了促使企业节能减排,政府出台的限额与交易政策会影响到企业决策。另一方面,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投资也会使得传统的生产和订货决策变得更加复杂。而企业是基于供应链参与市场竞争,只有站在供应链的视角研究企业决策行为,才能真正实现节能减碳和缓解气候变化。另外,由于动态定价在易逝品销售过程中的频繁使用,使得顾客普遍具有了战略顾客行为。因此,结合战略顾客行为的消费特征,研究考虑绿色技术投资的低碳供应链企业决策与协调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在限额/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结合战略顾客行为的消费特征,首先立足单制造商,分不考虑和考虑绿色技术投资两种情境,研究制造商决策;随后将单制造商拓展至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分不考虑和考虑绿色技术投资两种情境,研究了供应链决策与协调。首先,研究了不考虑绿色技术投资时制造商决策。研究表明:(1)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理性预期均衡和数量承诺两种情形,制造商有唯一的最优生产和定价策略。(2)限额政策下,根据碳排放限额的高低,数量承诺策略使得制造商产量降低或不变、价格升高或不变和最大期望利润增加或相等。(3)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不管限额与交易政策参数为多少,数量承诺策略都会使得制造商最优产量降低、最优价格升高和最大期望利润增加。其次,研究了考虑绿色技术投资时制造商的决策。研究表明:(1)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当模型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理性预期均衡和数量承诺两种情形,制造商均有唯一最优生产、定价和绿色技术投资策略。(2)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不管碳排放政策参数为多少,数量承诺都会使得制造商最优产量降低、最优价格升高、最优绿色技术投资减小和最大期望利润增加。再次,研究了不考虑绿色技术投资时,一个制造商对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企业决策与协调。研究表明:(1)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分散化供应链存在唯一的最优批发价格、零售价和订货量。(2)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分散化供应链最优订货量低于等于、最优价格高于等于集中化(数量承诺)的情形;分散化供应链最大期望利润小于等于集中化(数量承诺情形)供应链最大期望利润。(3)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以集中化(数量承诺)情形为基准,基于收益分享合同分别设计了供应链协调策略并且找到了帕累托改进时的收益分享比例的范围。最后,研究了考虑绿色技术投资时分散化供应链企业决策与协调。研究表明:(1)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当模型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供应链存在唯一的最优批发价格、绿色技术投资策略、零售价和订货量。(2)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不管碳排放政策参数为多少,制造商最优绿色技术投资和零售商的订货量低于集中化(数量承诺)的情形;零售商价格高于集中化(数量承诺)的情形;供应链最大期望利润小于集中化(数量承诺)的情形。(3)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以集中化(数量承诺)情形为基准,收益分享合同无法实现供应链协调。考虑制造商进行数量承诺,基于收益分享-成本分担合同分别设计限额政策和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供应链协调策略。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数值仿真,还得到以下重要管理启示:(1)限额政策对制造商是硬约束,只要碳排放限额低于不考虑碳排放政策时的最优碳排放量,无论是否考虑绿色技术投资,制造商的产量均会降低。而限额与交易政策给企业提供了更多柔性,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供应链运营决策都与碳排放限额无关,而只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相关。但是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供应链最大期望利润大于(等于、小于)限额政策,则取决于碳排放限额的大小。这表明,限额与交易政策能够同时发挥政府管制和市场调节功能来促使企业碳减排。(2)绿色技术投资能够为供应链企业决策提供柔性,使得供应链最优产量增加、最优价格减少、最优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减小。研究还发现,考虑绿色技术投资总是能够增加分散化供应链的利润。(3)收益分享合同是常见的供应链协调合同之一,但是基于战略顾客行为,考虑绿色技术投资的供应链却无法通过传统的收益分享合同实现协调。原因是制造商承担了所有的绿色技术投资成本却无法获得所有增加的收益。因此,在设计供应链企业合作机制时,除了收益分享还需成本共担,这样才能实现整个供应链系统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