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家外国公司面临选择出口产品,还是进入外国市场直接投资生产销售的问题。由于很难预测东道国经济、政治的稳定性,所以就存在对其市场预测的不确定性。而如果公司选择跨国直接投资,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这将会对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将Knight不确定性引入模型。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汇率变动、通胀等对跨国直接投资和税收政策问题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Knight不确定性对跨国直接投资和税收政策影响的基础上,又分别考虑了汇率变动、服从均值回复的汇率变动和通胀等因素,建立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的模型,可以为跨国公司决策提供更有效的理论分析依据。本论文主要研究了一家公司在含糊环境下分别考虑通胀、汇率变动及服从均值回复过程的汇率变动的跨国直接投资(FDI)和税收政策问题。在第二章中,我们研究了带通胀的跨国直接投资问题。利用伊藤公式推导出含糊下GDP水平变化的动力学方程。然后结合公司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需要缴纳的法人税,给定跨国直接投资的价值,并在跨国直接投资价值最大化标准下,分析了公司进行(不可逆)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优时间,通过解HJB方程推导出了公司由出口转向跨国直接投资时的最优GDP水平。最后进行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预期通胀率和含糊等参数对公司跨国直接投资策略的影响。在第三章中,我们探讨了汇率变动为随机情形下的跨国直接投资和税收政策问题。首先利用上面的推导方法得出公司由出口转向跨国直接投资时的最优GDP水平,推导了东道国的最优税收政策。其次我们还分别讨论了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情形下的临界GDP水平,以及东道国政府和外国公司所得的利润。最后分析了含糊和汇率变动等参数对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这两种情形下跨国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第四章中,假设汇率变动服从均值回复过程,利用上面的推导方法得出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优GDP水平,并分析了此时含糊、汇率和回复参数等对公司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较于汇率变动为随机情形,外国公司的跨国直接投资决策会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力度影响,因此他们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调控政策,确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最优时间,以获取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