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指产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还包括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保护贸易政策的重要武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离岸外包,推动了服务业迅速发展,我国服务业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必须承认,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时间较晚,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存在“三低”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就业比重低,人均增加值低。通过分工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转变服务业“三低”现象,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一大出路。本文首先回顾了分工与生产率的理论文献,并通过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证实了中国服务业存在分工深化的现象,同时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分工深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通过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系统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服务业分行业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服务业生产函数和投入产出表,利用我国服务业2002-2012年共11年地区和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考虑相关控制变量,系统研究了分工深化的生产率效应和行业与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带来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服务投入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要大于物质投入外包；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投入外包的生产率效应都小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经济发达区域物质投入外包的生产率作用要小于经济不发达区域,经济发达区域服务投入外包的生产率作用要大于经济不发达区域。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文章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既然分工深化确实可以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政府就应当鼓励服务企业实施在岸和离岸外包,深化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同时基于服务投入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要大于物质投入外包,应当鼓励企业从注重物质投入外包转向服务投入外包；基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工的生产率效应大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应当重点扶持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分工。当然,政府也应当完善市场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有真正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才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促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