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及民国方志演剧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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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记载了数量丰富的演剧史料,往往作为参考、引用资料为学人研究戏曲领域的各项论题而服务,这是其资料性价值的体现,也是目前学界利用地方志史料的主要方法。也有将方志演剧史料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辑录方志中的戏曲资料并加以分析来了解某地历史上的演剧情况。这种利用方式,对正视和挖掘方志演剧史料于戏曲研究的价值很有帮助。然而,目前做出的成绩不甚理想。大多是依靠二手资料进行辑录,再加以简略分析便谓概括一地之演剧史实,并不能令人信服。且目前关于方志中收录演剧史料的研究,有许多未竟之处,甚至连用一篇博士论文做专题研究的现象都没有。基于此,这许多留白便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有两个研究视角,首先是文献学角度。从地方志本身的修纂原则出发,探讨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规律与成因。由此发现,演剧史料大致分布于风土志、祠祀志、艺文志、财政志、人物志、民政志及杂志七大方志门类中,数量上以风土志为首,祠祀、艺文次之,其余均为散见。且修志持续性一般与收录演剧史料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而地方志的行政等级一般与收录演剧史料数量成反比例关系,而撰修人对戏剧艺术的偏好也会影响到方志对其收录情况。同时,方志修纂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也呈现出河南、河北与山西不同的历史演剧风貌。除了地方志本身的撰修规律外,其收录大量演剧史料还受到“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收录规律不只体现出儒家“崇礼以作乐”的思想,一些被当作反面教材收录的戏曲资料还体现出“以礼节制乐”的原则。民国“礼崩乐坏”更促使戏曲改良运动的出现,改良事实便因此保存在民政志中,这样的收录情况反映出戏曲与礼制相伴相生的发展道路。其次,是演剧史料本身所反映出的戏曲学问题。地方志作为一地情况之总览,是最贴近民间演剧的资料记载。那么其中收录的信息,便是民间演剧活动的大致风貌。民间演剧活动首先是一个诸艺杂陈的大环境,以闹热性为本质属性。戏曲演出置身其中,作为主流表演形式,是支撑与繁荣民间演剧的中流砥柱。其与民间诸艺的关系十分密切。戏曲起兴于歌舞,专以演故事,汇聚种种伎艺而成。成熟之后,民间诸艺纷纷受其影响,却又各自独立演出。“歌舞”、“演故事”与戏曲之间由此而存在复杂的构筑和分解关系,而这个关系始终融合在诸艺杂陈的闹热环境中。大环境确立后,便要细究置身其中的戏曲演出情况,从演员、剧种与观众的角度全面解读。以河南、河北与山西三个地区为代表,可以从土戏与客音的角度去分析各个区域的特色,其在本土的接受语境又呈现出雅俗不同的趣味,以及功利性教化与无功利性的虚实审美,不论哪种皆是观众参与戏曲传播与艺术实现的重要过程。而土戏与客音的传播主体则是民间各式各样的艺人与班社组织,由此方可实现戏曲演员、作品与观众在民间闹热的大环境中完整的艺术传播过程。这也是戏曲演出在民间演剧中的立体活动状态,而这个立体状态便是戏曲呈现在民间演剧中的艺术三维空间。之所以谈到空间角度,是因为戏曲艺术的传播与接收还缺乏一个重要的演出场所。演出空间首先一定是物理性质的,如神庙中的高台或是临时搭建的空间,亦或是城市中的剧场。而据空间复杂元素构成分析,物理空间之上还附着着社会空间、精神文化空间等属性。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神庙高台上,如其小小的舞台称谓便可以折射出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庙会会场以及各类民间集会,也将戏曲的社会属性表露无遗。由此可见,不论是戏曲的民间演剧环境还是演员、剧种、观众以及演出场所都是置身于社会中,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无比密切的关联。正因如此,这些演剧资料才会被“以览一地之总情”的地方志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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