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罪在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中章节位置的变化,不是对该罪传统理论解释质疑的充分理由,实践中大量发生的遗弃案是对遗弃罪作出全新阐述的有效动力。在我国目前的遗弃罪立法规定下,遗弃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遗弃行为首先侵害了被遗弃人的受扶养权利,同时,其也侵害了被遗弃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权。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社会养老渐成趋势,扶养义务不应仅仅根据《婚姻法》来确定,遗弃罪的主体、行为对象也不应再局限于家庭成员。救助义务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扶养权利义务关系下,才能解释成为扶养义务。对夫妻一方自杀,而另一方不予救助的行为与其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不如定为遗弃罪更为符合民众的法感情,也更有利于国民预测自己的行为。适应时势的变化作出的刑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为体现明确性原则,应及时修改立法的漏洞。与德日刑法中的遗弃罪相比,我国的遗弃罪显然包容量不足,建议对一般遗弃行为及遗弃致伤、死的情况作出刑法规制。